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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在狱中

作者：水陆洲

创建时间：2006-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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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水陆洲

    一九八0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刑事审判庭开庭审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

    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六日，特别法庭宣判。

    从这次审判的实际过程，可以看得很清楚，这次审判的主要对象是“江青反革命集团”，林彪反革命集团仅仅是一个搭配。而在审判“江青反革命集团”中，主要又是审判江青。

    把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审判称之为“历史的审判”，有三层含义：

    首先，它不仅仅是对少数几个人的审判，而是对一段历史的审判，是对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的审判。毛泽东自己说过，他一生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也可以说是对毛泽东的这段历史的审判。有人说：审判“江青反革命集团”与批判毛泽东的错误是两回事。也许，他们主观上认为这是两回事；也许，他们希望群众把这当成是两回事；也许，他们这样说仅仅是一个幌子，他们自己不相信，也不希望群众相信。实际效果是，审判了江青，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至少把毛泽东建国以来，特别是一九五六年以后的历史否定了。如果说，江青等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果真犯有如此严重的“反革命罪行”，他们又得到毛泽东的如此信任、重用，他们的许多“罪行”又是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批准或同意，毛泽东岂能辞其咎。如果说，批准、同意的只是错误，执行的就是罪行，那么，究竟有多少事，江青不仅是批准或同意而是亲自执行者呢？

    其次，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审判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对高级官吏犯罪进行审判不乏先例。但是，因党内路线斗争而对失败的一方进行审判，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林彪集团发动“五七一反革命政变”，叛国出逃，有人提议对林彪集团进行审判，毛泽东认为，党内斗争不能采取审判的形式进行。对江青等人的审判，可以说打破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纪录，创造了用审判形式进行党内斗争的先例。当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前苏联，在斯大林的领导下，曾经多次对党内的反对派进行审判，并判以重刑。然而，斯大林的这些错误，是被右派先生们经常作为攻击的目标的。

    再次，把所谓的“江青反革命集团”与林彪反革命集团搞在一起，并案审判，这也是一个历史的创举。按照“起诉书”的说法：1971年9月，林彪、叶群、林立果、周宇驰、江腾蛟等阴谋杀害毛泽东主席、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失败，林彪等叛国外逃，以林彪为首的反革命集团被揭露和粉碎。以江青为首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继续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直到1976年10月被揭露和粉碎。这时，逮捕他们，华国锋宣读的“中央决定”是这样说的：“最近一个时期，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趁毛主席逝世之机，相互勾结，秘密串联，阴谋篡党夺权，犯下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中央决定对以上四人进行隔离审查。中共中央。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可见，林彪的问题与江青的“问题”，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把两件完全不同的事并案审判，既改变了林彪一案的性质，也改变了江青“问题”的性质。这也可以说是“史无前例”，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通过这次审判有三个实际意义：第一，进一步打击“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使其永远不能再捣乱；第二，打骡子惊马，让华国锋彻底丢掉幻想，老老实实地就范，辞去现有的领导职务；第三，顺利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批判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完成政治上的拨乱反正。

    （本文根据师东兵的纪实文学《短暂的春秋》、《秦城冷月》、叶永烈《江青传》、及一些报刊、网络文字编写）

    2005年6月初稿
    2006年3月修改


一、逮捕江青

    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下午八时，中央办公厅的一位副主任带着全副武装的军人撞进江青的卧室，向她宣布了“隔离审查”的决定。然后，不理会她提出的要求，把她强行押走。江青大喊：“这是非法绑架，是赤裸裸的政变！”当她从车里被押下时，她丢失了自己口袋里的一支钢笔。那是珍贵的留念，是毛泽东送给她的礼物。
    （《秦城冷月》上，第3页）

    华国锋的眉头皱起来了：“这个女人，实在是咎由自取。毛主席生前就预见到他身后‘四人帮’会闹事。一九七五年初，毛主席在批评江青时就说过：‘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当时为了主席的健康，同志们一直采取克制的态度，谁知她不识抬举，竟然反到我头上来了。”
    （短暂的春秋6）

    “华主席说的对!”叶剑英首先响应道，“对江青、张春桥的反革命能量，我们千万不能低估。江青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老婆，主席逝世不到一个月，我们就把他的老婆抓起来了。这在感情上似乎有点说不过去。但是我们--定要向全党讲明，粉碎‘四人帮’，正是毛主席遗志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毛主席临终前交给华主席的光荣任务。”
    “这个问题要讲具体事实，不然说服不了广大群众。”陈锡联说。
    汪东兴从提包里掏出笔记本来绘声绘色地讲道：“毛主席给华主席写了‘你办事，我放心’的条子，本身就是让华主席全权处理他身边的一切问题的遗嘱，这和过去的圣旨差不多。还在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再一次批判了‘四人帮’的反革命活动，严历警告他们：‘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的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毛主席针对‘四人帮’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这个要害，反复提了‘三要三不要’，尖锐地批评他们‘不信三条，也不听我的，这三条都忘记了，九大，十大都讲这三条，这三条要大家再讲一下’毛主席明确指示政治局讨论这个问题，强调指出：‘四人帮’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这表明了毛主席一定要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决心。”
    毛泽东的这些话，在场的人大多都清楚，而且他们也清楚毛泽东整个话的前后意思及用心。但现在，彻底打垮江青、张春桥等人的联盟后，他便成了公认的传达毛泽东生前讲话或指示的最有权威的发言人。
    （短暂的春秋19-20）

    （华国锋锋等人制造了一个天大的谎言：把逮捕江张姚王说成是毛主席的“嘱托”。
    华国锋说：“毛主席生前就预见到他身后‘四人帮’会闹事。一九七五年初，毛主席在批评江青时就说过：‘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这里毛主席说的江青会“闹事”究竟指的是什么？毛主席逝世以后江青做了些什么？有什么理由能够把毛主席的这句话作为逮捕江张姚王的根据？
    叶剑英说：“粉碎‘四人帮’，正是毛主席遗志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毛主席临终前交给华主席的光荣任务。”这个话是说得更明确了：似乎逮捕江张姚王就是执行毛主席的“嘱托”。但是，正如陈锡联指出的：“这个问题要讲具体事实，不然说服不了广大群众。”
    汪东兴引用了毛主席的两段话企图证明：毛主席一定要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决心，就是要他们逮捕江张姚王。正如作者指出的：他们也清楚毛泽东整个话的前后意思及用心。这就是说，汪东兴引用毛主席的两段话采取了割裂的手法，不顾“整个话的前后意思”；也歪曲了毛主席的用心：是帮助他们改正缺点错误，而不是要打倒他们。
    有人说：“一举粉碎‘四人帮’，是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中央领导同志发动的一场宫庭政变式的斗争；先把“四人帮”抓起来，然后才经过政治局同意的。” “而且把 ‘四人帮’逮捕起来，也是打着毛泽东的旗号，说是为了维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革命行动。” 胡绩伟：《从华国锋下台到胡耀邦下台》第一章 ）

    以上说的是逮捕江青的第一个问题：逮捕江青是不是毛主席的“嘱托”？2，逮捕江青谁起了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

    华国锋毫不迟疑地说：“我们反‘四人帮’和他又不一样，他是反对毛主席而不仅仅是反‘四人帮’。邓小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死敌，他搞的右倾翻案那一套很不得人心，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评。”
    汪东兴说：“上次开会时李先念说，邓小平反‘四人帮’最早，最早能怎样?最早能粉碎‘四人帮’?还是没本事嘛。要不是我们华主席，中国还是在‘四人帮’手里攥着吗?
    （短暂的春秋7）

    刚刚逮捕了江青等人，邓小平就给华国锋写了一封信，表示他坚决拥戴华国锋作党的主席，认为这是众望所归。他也坚决拥护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的“伟大壮举”，称赞这是“大得党心和民心的革命”。
    （短暂的春秋9）

    胡耀邦爽朗地说：“谁不知你和‘四人帮’是死对头?打倒‘四人帮’的路线，这是很明白的现实问题，连三岁小孩子都懂得这个道理。”
    （短暂的春秋11）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三十日开始的全国人大常委第三次会议召开，吴德作了《关于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的报告，当有人问到粉碎“四人帮”中谁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时，吴德不假思索地说：“那还用问，当然是英明领袖华主席。除了华主席外，谁也没这个权力，谁也没这个胆略。像郭沫若同志填写的诗词那样：‘接班人是俊杰，继承遗志果断，功绩何辉煌’。这个功劳，谁也夺不走!”
    （短暂的春秋15）

    汪东兴也说：“我也听到不少议论，好像邓小平如何如何有能力，我看他比起我们华主席来差远啦!他既然有那么大的能力还斗不过‘四人帮?还叫人家把他斗了个不亦乐乎?还是他不行!”
    （短暂的春秋18）

    邓小平忙摆手：“过去，我早就指出‘四人帮’不是好东西。但毛主席总是护他们。为了他，我也是投鼠忌器，才落了大难。我料定他们没有好下场，反正他们不倒霉在这个人手里，也得倒霉在那些人手里，终于他们还是叫叶帅把他们逮着了，叶帅是功高第一。”
    “不敢当，不敢当。”叶剑英说：“实事求是地讲，华主席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的，还有东兴同志。”
    “这个你就不要谦让了，应该当仁不让!”邓小平说：“如果没有你亲自坐镇，没有你当机立断,我看再有十个其他人也是不行的。”
    杨成武说：“完全正确!”
    （短暂的春秋83）

    “华国锋同志在各种讲话和谈话中，都口口声声地说粉碎‘四人帮’是他的功劳。他完全夸大了他的作用，利用这一事件把自己摆在了非常不恰当的地位上。当然，华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这一事件中是有功劳的。”胡耀邦伸出一个指头，在空中划了一个大大的弧形：“这—点应当肯定，但是，对这一事件应作历史分析，不应把功劳只归于个人。”
    韦国清说：“粉碎‘四人帮’时，叶帅、先念同志，还有许许多多的将军、老帅都是立下了大功的嘛。就是你华国锋不粉碎‘四人帮’，别人也要粉碎，你要阻碍，说不定连你也一块粉碎了。”
    “话虽说得难听，但反映了当时的历史事实。”李先念说：“邓小平同志同‘四人帮’斗争了整整两年多，积累了广泛的群众基础。为什么周总理逝世后，反‘四人帮’的怒潮会火山爆发那样冲天而起？为什么天安门四五事件能够赢得人民群众的坚决支持？就是由于邓小平同志深入人心！他们为我们粉碎‘四人帮’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实事求是地讲，你华国锋同志在毛主席没有逝世之前，是同‘四人帮’遥相呼应的，是和他们搞在一起的。要不是江青、张春桥反过来企图收拾你，也可能会和‘四人帮’站在一起的。”
    （短暂的春秋463-464）

    “我认为在决定中国命运的二十八天里，特别是粉碎‘四人帮’的那几天，我是起决定性的作用的。当时只有我和东兴同志作了周密研究和部署，临行动时通知叶帅参加。”华国锋说：“现在，你们都想争功，都把我在粉碎‘四人帮’中的第一功淡化了，加上许多人不了解情况，所以我的能力和威信都受到了影响。想一想，我在粉碎‘四人帮’时冒了多大风险，所以我即使有什么错，大家也应该谅解了。”
    邓小平静静地听着，不时的点头：“我不否认你的丰功伟绩。我没有夸奖人的习惯。但是，你的功劳很出色，我没有理由不夸奖你。”
    （短暂的春秋507）

    关于这个问题，有三种说法：
    第一种认为，是邓小平起了最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因为邓小平反对“四人帮”最早、最坚决，一九七五年就执行打倒‘四人帮“的路线，为逮捕“四人帮’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第二种认为，是叶剑英起了最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因为逮捕’四人帮”的整个过程都是由叶剑英“亲自坐镇”、“当机立断”。
    第三种认为，是华国锋起了最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因为是华国锋“作了周密研究和部署，临行动时通知叶帅参加”。
    这三种说法哪一种更有道理呢？
    第一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就提出了“打倒四人帮”的路线，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由于对形势估计错误，结果不但没有打倒“四人帮”，反而把自己打倒了。一九七六年十月，叶剑英等人不过是继续执行他的这条路线而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邓小平可以说是十月政变的幕后主帅。
    第二种说法，比较有道理。就十月政变这一具体战役来说，叶剑英是直接坐镇指挥。是他联络了元老派的各个大人物，是他动用了元老派在部队中一些将领，是他争取了隐藏在文革派内部的新贵派首领华国锋和汪东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叶剑英可以说是前敌指挥，立了第一功。
    第三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一、华国锋在十月政变中是主动的，不是被动的，他的目的是要夺取中央主席的位置。二、华国锋在得到叶剑英、李先念的明确支持以后，在新贵派内部进行了周密的布置和安排，由汪东兴直接执行了抓捕行动。三、由于华国锋的出面，使十月政变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国内的局势没有引发巨大的震荡。反过来说，如果不是华国锋及其同伙临阵倒戈，文革派与元老派之间的较量，究竟谁胜谁负，就很难说了。从这一点来说，华国锋起了关键的作用。但是对华国锋等人的作用不可估计过高。如果以华国锋为首的新贵派不配合元老派的行动，元老派仍将执行自己的计划，并且会把他们与文革派一网打尽。政变后的局势也完全证明了这一点。华国锋虽然担任了中央主席，但他作出任何一项重大决策，都要求得叶剑英的同意。他很明确：只有元老派才是他的政治靠山。所以，元老派只用了两年时间，就把中央政治的主导权由华国锋转到了邓小平的手里（与此同时，在元老派内部，也发生了主导权由叶剑英到邓小平的转移）。


二、三年拘押

    江青被捕后由公安部拘押，被关押在秦城监狱。她对看守说：“去把你们的主子华国锋、汪东兴请来，我有话跟他们说。”“我们整的是什么人？是敌人！是钻进我们党内的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而你们，你们整的是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成员，是好人。你们把矛头指向党中央，这是绝对不容许的。你们是犯罪……”
    （《秦城冷月》上，第3-4页）

    江青在关押期间，每日闻鸡起舞，锻炼身体，为的是上法庭“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她说：“造反有理，坐牢；革命无罪，受刑；杀头坐牢，无尚光荣。”
    （叶永烈《江青传》）

    江青此刻已经冷静下来了。
    她把这间只有几平方米的禁地打量了又打量，到底也猜不透这是哪里。开始她还试图打听，后来干脆不去想了。反正已经失去自由，就是知道自己关在哪里也于事无补，自己插翅也难逃出去，索性豁出去，看他们到底想把我怎样？于是，她也不绝食了，开始了正常的生活。
    其实，关她的地方是中央机关由过去的防空洞改装成的地下室。由于刚刚把他们抓起来，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三个研究把他们四个人分别关在几个地下室里，对外严加保密，四处都有重兵把守。
    江青喊了几年“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开除党籍”的口号，其实她压根就没有想到她还会经历这样的场面，今天她终于尝到了铁窗的滋味。被捕后的头一月里，她躺在床上翻来复去小声嘟囊，好像有千万只冤魂的利爪要撕碎了她，她脸色苍白，大汗如雨，几次抓住床褥爬起来，双手痉挛，太声喊叫。现在只有恶梦时常陪伴于她了。
    但是，当中央专案组的人员出现在她面前时，她又端起了架子，忽而声色俱厉，忽而放声痛哭，忽而破口大骂，忽而娓娓辩解。
    “你们这不是审查我，而是法西斯绑架！你们把我从中南海绑架到这里，重重地扔在地板上，整整几个小时都没人理我，六个小时啊！”江青鼓着腮帮子，气得牙齿都快咬碎了。“你们知道你们干的事是什么性质吗？是反革命政变！是右派政变！告诉我，是什么人让你们这样干的？”
    专案组的那几名人员忍住好笑，把一大堆报纸扔到她面前，那上面都是全国各地热烈欢呼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后的报道。还有各地开展揭批“四人帮”的文章、消息及他们的罪行。
    江青瞪着血冲红了的眼珠子，轻蔑地翻弄了几下那叠报纸，本想显示一下临危不惧的沉着和力量，但那双不争气的手总颤抖，终于她忍不住了：“这是诬陷！这是诽谤！这一切都是他们精心策划的骗局，我一概不承认!”
    “你不听毛主席的话，与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结成‘四人帮’，假借毛主席发动的每一次运动、另搞一套，妄图扭转运动的方向，煽动乱党乱军乱国，这里有大量的证据和事实，你能赖掉吗？”
    “哎哎”江青装腔作势地站起来“你们到底想干什么？想把我怎么样？”
    “我们奉党中央的指示审查你，中央希望你能老老实实地交待问题，检查你的错误，接受组织对你的审查。”
    江青连声冷笑：“你们审查我?哼，根本没资格。你给华国锋、叶剑英捎信，让他们来跟我谈话。毛主席刚刚逝世，尸骨未寒，他们就对我下如此毒手，他们还有没有良心?主席在世的时候，他口口声声忠于毛主席，还当面向我保证，一定要听我的话。现在怎么样？露了两面派的原形了吧！”
    “江青，你太放肆了!”专案组的大老王再也忍不住了，把桌子猛地一拍，“你到现在还不思悔改，简直是自取灭亡。告诉你，现在不是你作威作福的时代了，如不投降，等待着你的是无可挽回的失败。”
    江青觉得热血在她全身冲撞奔腾，胸脯急剧起伏着，恼恨、羞悔不打一处来。她把这个场合当作充分表现自已的一个机会，也拍着桌子咆哮起来：“我，作为毛主席的共产党员，头可断，血可流，决不向你们这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低头。我无条件执行的是按毛泽东思想办事的党中央的决定，对你们这些党内走资派的所作所为，我就是要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我这些话，你们如实报告你们的主子去!”
    江青的态度把专案人员气的恨不得一枪毙了她，当他们站起向她逼近时，江青多少有点恐惧：“你，你们要干什么？我是一个病人，多年来一直害病，最怕受刺激。一被你们这巨大的声浪所震动，我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这点请你们谅解！”
    在囚牢里，江青的性格不断地重复闪现。就像所有的罪犯一样，畏惧和求生的欲望时时在绕着她的每时每刻，为此她心生过种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作为一个蹩脚的政治家，她无论是用和蔼、从容的态度来对待看管她的士兵和干部也好，还是朝专案组的人冷言相讥、顶撞大骂也罢，都不能改变她的处境。
    “你们等着吧，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定会向你们清算这笔帐的。就算你们杀了我，但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和考验的广大中国人民，你是杀不完、整不绝的。他们迟早要站出来，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和你们展开不屈不挠的斗争的。这次文化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这不过是斗争的延期而已。”
    她不断地这样讲，这无疑是挑战。
    华国锋、叶剑英听取了专案人员的汇报后，更加意识到这场斗争不比以往，对手是毛泽东的妻子，她口口声声称自己的一切行动都是奉毛泽东和党中央之命行事的，令人难辨真假，具有很大的迷惑性。而从她被捕以来，一个字的检查都不写，反而跟一些看守人员说：从她的被捕更加感到了毛泽东的预言正确，还说自己觉得很光荣，修正主义如此憎恨自己，正说明自己过去是坚定地执行了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好像眼前这一幕，倒是她预料中的呢。
    至于张春桥，他从被捕的那一刻起，就好像变成了哑巴，在审讯人员面前，他显得面黄肌瘦且满不在乎。无论专案人员怎样问他，他都爱搭不理，一言不发。只有从他那双略微狭小的眼睛里，能够看出一道仇恨的、不甘心失败的目光。
    只有王洪文从他曾不可一世的造反司令的气势垮了下来，整天愁眉不展，垂头丧气，原先的威风再也不见了。但他与姚文元都不交出他们背地里策划的具体阴谋事实，只是重复那些人人都知道的老套子，也不能不说他们的手段有些高明，或者说是尔虞我诈吧！
    全国各地的揭批“四人帮”的清查运动迅速展开，据汇报，各省各地各县甚至基层都揪出了他们的爪牙。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暴红的造反派头头，都沾上了“和‘四人帮’有牵连”的腥味，大多列入了审查范围，人数已经超过十几万了。
    叶剑英深知江青其人，凭借着她的独特优势和地位，她是绝不会低头认罪的，很有可能她要戴着她那花岗岩般的脑袋去见上帝。他说：“华主席，对江青不要抱任何幻想，相反，她倒心存种种幻想。我们只有把‘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彻底清除，彻底砸烂，才能从根本上粉碎他们的社会基础。在此问题上不能心慈手软。”他开玩笑地拍了拍华国锋的手说，“妇人之仁可不足取啊!”
    华国锋的脸微微一红，马上说：“我们决不施仁政，现在只有下最大的决心把他们彻底消灭了。我认为，我们同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斗争，是我党历史上第十一次重大的路线斗争，这次路线斗争，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的生死搏斗，关系我们党、我们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短暂的春秋》第21-24页）

    江青自以为自己还有一套足以制服她的对手的“法宝”，所以虽然身陷囹圄，虎威不倒。不时地在给她做工作，劝她写检查，以便向人民缴械投降的中央负责人面前口出狂言。
    那天，汪东兴代表中央专案组找她谈话，没说几句，江青就蹦起来了：“你们在报上公布的那些材料我都看了，你们断章取义地引用毛主席的话，毛主席什么时候批评过我?批评我的目的是什么?你们全歪曲了!请你转告华国锋，立即停止这种分裂党中央的活动，不要在错误立场上走的太远，不要再演这种令亲者痛，仇者快的事件了!”
    “江青，你太不自量力了!”汪东兴终于气的发火了，“你到了这种地步还用这种口气说话，你知道你是什么人吗?你向人民投降还能取得人民的一点谅解，争取党给你一个宽大的机会，你这样顽固地对抗下去，只能是死路一条!”
    江青把身子往后一躺，眼睛微微一眯，到现在还不相信这话是从汪东兴的嘴里讲出来的。她怎么也不敢相信，像华国锋，汪东兴这些过去在她面前唯唯喏喏，连大气都不敢出的人竟会在她背后下如此毒手!不管她怎样看不起对面这几个对手，认为他们渺小也好，微不足道也好，总得面对这样一个现实，残酷的现实：她已经成了阶下囚，而她的对手却主宰着她的命运。那副居高临下的，令人望而生畏的地位，本来是是属于她的。
    “你，汪东兴太忘恩负义！”江青的眼睛红了，泪水在她眼框里打转。“毛主席生前待你不薄，你为什么在他刚刚离去便对我采取突然袭击！”
    “道理很清楚，我们不对你采取措施，你就要对党采取行动，这没有什么不可理解的。你倒行逆施，作了那么多的坏事，以至人民都对你恨之入骨，早想起来推翻你们了。你才对不起毛主席，给毛主席丢人呢!就是我们不起来逮捕你，广大人民群从也会起来造你的反！你至今执迷不悟，可见你要与人民为敌到底了！”
    江青歇斯底里大发作：“我不听，我不听，你是无耻的叛徒，是毛主席的叛徒，我相信，革命人民终究会审判你们的。”
    华国锋看到这些材料，立刻产生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一旦这几个落水狗爬上岸来，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那简直是不堪设想。既然已经走到了这一步，那就只有坚定不移地走下去。给他们坚决地回击。他想到这里，猛然提起笔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如果说“四人帮”真像他们自己说的那样是什么“造反派”、“革命左派”，那么：
    为什么他们对给他们提意见的青年同志，那样不择手段地镇压和迫害呢？
    为什么他们对犯了错误，包括犯了严重错误但愿意改正的新老干部，不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而是一棍子打死呢？
    为什么他们煽动资产阶级派性，挑动武斗，全国内战，在工人阶级内部和人民群众内部制造分裂，制造新老干部对立，给人民群众带来极大的灾难痛苦呢？
    为什么他们挑拨民族关系，制造民族分裂，破坏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团结呢？
    为什么他们依靠像翁森鹤、张铁生那样一些新生的反革命分子，依靠那些野心勃勃、投机钻营、搞打砸抢、盗窃国冢财产、危害社会秩序的坏分子呢？
    为什么他们对广大工人、贫下中农、知识分子和其他人民群众，那样恣意践踏，作威作福，不问人民疾苦，不顾群众死活呢？
    为什么他们破坏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和政策，崇洋媚外，里通外国，投降帝国主义呢?
    为什么他们打倒一切，根本否认我们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丑化我们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疯狂地摧残社会主义的文化事业和经济事业，破坏革命、破坏生产呢?
    答案只有一个：他们是极右派，是彻头彻尾的走资派，是穷凶极恶的反革命派。什么‘左派’，什么‘革命派’？他们的路线，右得不能再右了！
    华国锋一口气写了十二个问题，把能够使用的一切罪名和帽子统统给他们扣上了。这样他才觉得出了一口气。
    他热爱欣赏这段文字，认为这段文字能够起到了“一石数鸟”的作用。
    （《短暂的春秋》第26-28页）

    有一天，汪东兴到监狱审问江青：“江青，这几天你考虑得怎么样了？”
    江青说：“我考虑什么？好啊，看来这件事你完全知情。我要提醒你汪东兴，不要走得太远了！”
    汪东兴说：“应该走什么样的路，党中央自会决定。我只希望你能认识自己的错误。”
    江青尖叫起来：“什么什么，你们能代表党中央？笑话，真是天大的笑话！你们是谁？竟敢拉大旗作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全党。再说我有什么错误，我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执行的是毛主席的决定、指示和以他为代表的路线，你说我有错误，那么你把毛主席置于何地？”
    汪东兴说：“谁都不是圣贤，你怎么能没有错误呢？你最不得人心的事是反对周总理。”
    江青说：“我和周恩来同志共事几十年，我们都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工作，我承认我们工作中有分歧，有斗争，但我从来都是维护他的，他也同样维护我。我从来不反他、也没有反对他，他也没有反对过我。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在我们之间的关系上造谣、挑拨，我感到很可怜。”
    汪东兴说：“中央希望你能写出一份深刻的检查来，以便求得党的宽大。”
    江青说：“你说这话，实际上是让我当叛徒，背叛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承认你们的作法合法，好让你们欺世盗名，哄骗全党全国，是不是？告诉你，没门！我早就作好了杀头、坐牢的准备。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即使我明天死去，我也认为自己值得！”
    （《秦城冷月》上册第17-25页）

    有一天，汪东兴送给华国锋一封江青写给他的信：
    国锋同志：
    尽管你已走得很远，但是我决定还是这样称呼你。毛主席多次强调，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我们当前最主要的敌人是谁？是邓小平为首的一小撮至今不肯悔改的走资派。这是毛主席临终之前反复告诫的。忘记这一条，才是真正的、标准的叛徒。
    可令人痛心的是，一些人在一系列重大严肃的政治活动中，干了一系列令人不能容忍的分裂破坏勾当：大敌当前，他们首先想到的不是打倒最主要的敌人，而是把专政的矛头对准自己的同志和战友。这难道是可以容忍的吗？不过，我和我的战友并不想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我们只希望你能迅速回到团结的革命原则上来，相互多作自我批评，共同继承主席的遗志，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秦城冷月》上册，第124页）

    一九七七年上半年，一天，华国锋到监狱见了江青。
    华国锋说：“还认识我吗？”
    江青说：“还不会健忘若此吧。你现在身为党中央主席，想的应该是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不要把我们个人之间的私事看得太重了。当然，我们之间并没有个人的仇怨，这你不会不承论吧？”
    华国锋说：“我来到这里，就是要劝你向人民投降，你承认不承认，你对人民是犯了罪的？我告诉你，现在你回头还为时不晚，否则，你的下场是不言而喻的。”
    江青说：“你好好想一想，你今天的这一切是怎么来的？难道就这样忘恩负义吗？你对毛主席的感情、对党的感情就是这样吗？毛主席把国家的重任托付给你，你却不以毛主席的事业为重，反而和毛主席亲手领导我们打倒的敌人相互勾结，用这种手段来对付我。我死而无憾。只可惜，一个好端羰的革命事业就断送在你这个叛徒手里。”
    华国锋说：“你太放肆了！你既然没有诚意我就不和你浪费口舌了。”
    （《秦城冷月》下册第118-119页）

    负责审查江青的纪登奎通过电话转达了华国锋的意见，要专案组把江青等人诬陷邓小平的活动作为审查他们的一大内容。消息传到监狱时，江青冷笑：“这是我预料中的事。华国锋终于露出了原形。同是修正主义嘛，他们上了台，必须要给他们的同类翻案。这毫不奇怪。邓不闹翻案，倒是件奇怪的事了。很好，很好。”
    《秦城冷月》上册，第137页）

    一九八○年元月十四日，江青在监狱中写有《我的一点看法（二）》。没有（一），她是从（二）写起的。写作时间是“一九八○年元月十四日”，共19页，注明“未完”。据查，后来也未续写。这篇文章的最后，江青写道：她“余下的时光，将遵照毛主席教导，努力改造世界观。”


三、策划审判

    一九七八年六月，二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政治会议上说：“我们要想把‘四人帮’揭深揭透、批倒批臭，非联系批林不可。因为，林彪同‘四人帮’早就勾结到一起了，‘四人帮’干的坏事和罪行，许多可以从林彪那里找到来龙去脉。”
    他在会议期间对叶剑英说：“我看，依靠这样的环境和专案组很难把江青一伙斗下去。华国锋害怕追到他头上，其实是多余的。我建议成立两个办公室，把江青集团和林彪集团合在一起来审理，这样才能出效果。”
    陈云带头响应邓小平的建议，他说：“要想打倒江青一伙，天安门事件必须平反。彭德怀案件，六十一人案件，杨尚昆和王鹤寿的案件必须进行平反。不然，江青他们随时都有东山再起的可能。王洪文就说过：咱们十年后再看！。仔细想一想，这话的份量不轻哪。”“我看，中央组织部和即将成立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应该承接建国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所有历史事件的清查和审理工作，包括对林彪和‘四人帮’这两个案件的审理。”
    邓小平连声说了三个“好”。
    于是，一个由中组部部长胡耀邦领导的审理林彪、江青两案的专门机构成立了。江青的案子由刚刚站出来的王鹤寿负责。
    （《秦城冷月》上册第355-356页）

    一九七九年，华国锋开完一次政治局会议后，不明不白地叹了一口气。这位被称为“英明领袖”的大人物，一到政治局会议上，甚至要说的内容都不敢再坚持地提出来了。在会下鼓捣他公开和那几个老人顶着干的人，一看他这副窝囊相，可怜地摇摇头，躲在会议室的角落里连嘴都不敢张了。老人政治的威严，使这些战争年代连鞋都给人家提不上的小字辈们，根本无法和他们相比。“华国锋，哼，比不上毛泽东的千分之一！”跟了他三年的人终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汪东兴理解华国锋的难处，当他把有关揪军内一小撮的材料交给中央主席时，华国锋的脸上才露出一丝笑容，他说：“胡耀邦提出要将江青等‘四人帮’提交法庭审判，还说我们整理的‘四人帮’的材料基本上不能使用。这里面一定有文章。联系邓小平最近的许多讲话我觉得他们的矛头越来越针对我了。我们不能前门拒虎，后门……”华国锋不敢往下说了。汪东兴绷着脸，也没吱声。
    汪东兴说：“为什么有人要揪军内一小撮的材料，人家在湖南和公安部找到了你的大量的要揪军内走资派的讲话和文件。”“他们审判‘四人帮，是要把火往我们这边引，是为将来作准备的。”华国锋一听这话脸色大变。
    （《秦城冷月》上册第243-244页）

    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陈云、胡耀邦、赵紫阳以及列席常委会的彭真围拢在一起，正在召开全党全国下一步工作的战略会议。
    由于叶剑英正在广东各地视察，所以没参加会议。但是他对会议的议题早就了解了，并委托赵紫阳转达了他对对外引进议题的意见。
    跟往常一样，华国锋主持着会议。邓小平却首先讲明了自己的意图。他说，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提出，由公安部受理并进行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侦察预审工作已经结束。按照今年生效的刑法、刑诉法的程序和条文，应该对这两个集团进行公开审判。他曾提出中央应成立一个审判工作指导小组，由彭真、彭冲、江华、黄火青、赵苍壁、王鹤寿和伍修权组成。尽管他提出这个建议后，中央许多人怀疑这样做的效果是否好。但是，他相信，他的决定是正确的。曾经有一些人，当初对他提出的一系列主张都怀疑过，但他们很快就在事实面前服气了。
    审判林彪、江青两大集团的消息传出后，引起了很多人的猜测和评论。但从统计和民意测验上看，大多数人是支持他的。
    所以，他讲起话来，总是信心十足。
    “我们同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不是路线斗争范围内的事，所以解决的的方法也不同，不能是党内的处理，而只能动用法律。”他说：“依照法律判他们的罪，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我们不是讲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嘛，现在就是体现这一点的时候了。”
    这就意味着，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这些人不会再由他个人来决定该怎么办，也不会由中央政治局来讨论怎么定，而是由法庭全权决定。如果那样，一旦他门真正行使独立审判权，后果将真的是不可预料的。
    邓小平又说：“我们讨论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实际上牵扯到林彪、‘四人帮’的大量问题都属于法律问题，比如诬陷、迫害国家主席刘少奇、天安门广场镇压人民群众，将那么多的老干部和知识分子迫害致死，那不是都是犯罪吗？只要我们知道一些，都可以给他们定罪判刑，可是至今我们有些同志还不觉悟，还要坚持那套‘左’的认识，认为文化大革命还果然有很多优点，有什么积极意义，甚至还想再搞一次那样的运动。你们说有没有那样的人呢？我看是有的！”
    这时，华国锋和邓小平的眼光相撞了，华国锋心头一阵颤抖，知道他的这番话包含着极大的含义。他本想当场再解释几句，但他没敢再冒风险。在汪东兴、吴德、纪登奎、陈锡联被迫辞职以后，他就采取了更加谨慎的态度，他尽量避免与这位被尊为“绵里藏针”的老政治家发生对抗的局面。
    但是，他觉得自己老那么沉默也太窝囊了，就说几句：“凡事都要具体分析。公开审判林彪、江青两案我举双手赞成，但既要审判，就要在人大会议上成立相应的机构，比如特别审判庭，特别检察庭一类的审判组织。因为这毕竟是我们国内的大事嘛。”
    这几句话果然把常委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了这个问题上，李先念、陈云、赵紫阳纷纷发表意见表示赞成，连彭真也认为这个主意很好。于是，胡耀邦也讲话了：“我们提出的设想，应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讨论决定。审判江青和林彪，这是党和人民的一致要求。但是这样的事，在我国还从未有过先例。所以，干这项工作，当然要首先解决立法问题才能使审判工作合法。这点，小平同志早就估计到了。”
    陈云说：“国锋同志和耀邦同志的意见都对，我刚才想了想，就让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办理此事。”
    “不，应成立审判林彪、江青这两个集团的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彭真说：“自从小平同志提出要对两案实行公开审判以来，我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和许多同志碰头，刚才又受许多同志启发，觉得这两个机构必须成立。”
    “到底是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说出话来就在点子上。好，这个意见可以，上人大常委会上讨论通过。”李先念说：“而且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可以分别就任特别法庭的庭长和特别检察厅的厅长。然后再任命—些审判人员。”
    陈云说：“像伍修权、费孝通这些人可以当副庭长嘛。审判员、检察员多—些，代表的范围广一些，突出审判的人民性。具体的人选可以由耀邦同志全面考虑一下。”
    赵紫阳说：“你们的看法都很好，我都赞成。但是林彪和江青毕竟是两案子，牵扯的人犯的案情都不尽相同，我看要分成两个审判庭来审。”
    “当然是两个审判庭。”彭真说：“第一审判庭负责审判江青、张春侨、姚文元、王洪文和陈伯达；第二审判庭负责审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这些人，具体的工作和业务让有关专门人员去干，我们给他们提供—些具体原则就是了。”
    这么一讲，与会常委全都同意。
    （《短暂的春秋》第427-431页）

    “请陈云同志再谈谈你刚才的想法。”邓小平把目光转向了陈云。
    陈云严肃地说：“我们不是要很快审判‘四人帮’吗？这是打骡子惊马的好办法。记得我第一次向华国锋提出这个意见时，他并没有马上接受。他脸一白，问道：‘那样好吗？我们党内还没有开过这样的先例。’我说：没有开，我们可以开嘛。‘四人帮’是党内有史以来最大最凶恶的反革命集团。我们和他们的矛盾是你死我活的矛盾，所以解决的方法也不同于党内历次斗争，只能用法律的手段解决同他们的矛盾。我这么—讲，他都感到恐惧了。”
    陈云的话说得不错。自从党内许多人提出要审判林彪、江青两集团的意见后，华国锋更感到了一种危机的来临。江青在党内所干的事，不但和毛泽东的活动、意见紧紧相连，而且也和自己的活动，特别是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和天安门事件中自己的活动紧密相连。如果要公开审理江青一案，她开口说活必然要把自己端出来，而且事实求是地讲，许多文件、书信上的签字，都是自己的笔迹，那将是非常难堪的。
    公开审判江青，会对自己带来不信任的后果，华国锋想到。如果他输掉这一轮的话，那种不信任表决随后就要来。现在党内一场分歧或斗争已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两年来，他从来没有像这样清楚地感觉到，他现在是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而挣扎，包括一定的让步和后退。如果他败下阵来，那将会和吴德、汪东兴、陈永贵一样，别墅和特权都保不住了。如果自己要采取极端措施，那失败的后果将更加可怕，像江青、林彪那样的毁灭就会在自己身上重演。他已大汗淋漓了。
    “华主席，你好！”
    胡耀邦从邓小平处出来后，奉命要和华国锋进行一次火力试探．这将决定他们究竟要采取什么方案来使眼前这位党的主席就范。
    “书记处草拟了一个关于在人大常委会下成立特别审判庭和检察厅的提案，是不是你批一下。”
    “这倒不必，由彭真同志批准就行。他是中央审判指导小组的组长嘛。这件事既然要搞，就一定要搞好。”华国锋说：“审判庭的同志要有党性，要保证这次审判不致于使党和毛泽东同志的形象受到损害。你看呢？”
    胡耀邦说：“审判工作由那些专家们去讨论吧。我们也高质量提意见，但那要在法律的范畴中进行。”
    “要先审定哪些事可以审，哪些事不能审，我们要先定个框框。其次，要保证被告人不能在法庭上信口开河，胡说八道。”
    胡耀邦哈哈大笑道：“嘴巴长在他们的脑袋上，你能管得了？”
    “我就担心江青。”
    “担心也没有用，你不能把她的嘴巴封起来啊！只要是严重犯罪的事，我们都要追究。”
    “那也要看谁嘛，总不能一刀切。”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啊，华主席！”
    胡耀邦暗暗佩服陈云的判断，审判江青一案，确实能起到打骡子惊马的作用。
    （短暂的春秋447-450）

    一九八0年二月，十一届五中全会以后，一次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再次提出在审判林彪和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意见，华国锋同意让中央书记处讨论并拿出一个方案。
    他忧心忡忡地说：“能把林彪和江青当战犯对待吗？我们对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对彭德怀或其他党内的反对派们都没有这样处理过，单单对林彪、江青用这种手段，历史上能够站得住脚吗？”
    邓小平非常坚定地说：“我们国家正在由人治到法制的过渡，我们这一代手里如果不完成这个历史转变，还要交给下一代们去完成吗？这就太对不起后代们了。对林彪和江青进行审判，就是这个过渡的第一步。我们要给后代来一个良好的开端。”
    华国锋还是不放心地说：“这个问题要慎重地考虑，因为公开审判涉及的问题很多。特别是江青这个集团，他们的事情大量地要涉及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形象，我看还是让大家先议一下吧。”这时的华国锋，虽然还是身兼数职，但他的权力已受到很大的限制。中共十一大选出的政治局，已经发生了结构上的很大变化。
    （《秦城冷月》上册第301页）

    一九八0年二月以后，新当选总书记的胡耀邦对审判江青和其他被捕的人，表现出超乎寻常的热情。他召集彭真、江华、黄火青、彭冲、赵苍壁、王鹤寿和伍修权等人到中南海开会。
    他说：“中记处已经研究过了，不管是叫两案领导组也好，还是叫审判委员会也好，成员就是你们几个人了。”“按照法律规定，这件工作当然是应由司法机关来独立审判，但是，由于这一案件特别特殊，案情重大，一旦搞不好，就会在国内外引起很大的影响。所以必须置于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所以我们采取了这样的措施。这个审判委员会的主任由彭真同志担任。”
    彭真马上说：“耀邦同志，我可是不适宜担任主任这个角色。我毕竟十二年没有工作了，对文革中的情况并不了解。但是从分管的角度上讲，我当然是义不容辞了。现在是需要从底下的几个省里抽一批能力比较强的公安厅长迅速来京，组织成预审班子依照法律程序进行工作，这是当务之急的事情。”
    胡耀邦马上说：“彭真同志的意见我们很快考虑，反正叫什么名称，还是由彭真同志挂帅，负全面责任。江青是你的老对手，你不挂帅谁挂帅？江青是从《海瑞罢官》开始发动文革的，一开始就是和你来交锋，那么还是由你来收尾嘛。这是一种历史的讽刺，你看不好吗？”
    这番话使在座的人都笑了起来。
    彭真说：“有一些人至今不敢参加这项工作，他怕将来‘四人帮’复辟了以后，再和他来个秋后算帐。这种人就是观风派。”“我看‘四人帮子’是绝对不会翻身了。人民已经成熟了，再不会上那些假马克思主义的当了。如果他们复辟，我看就是中国的灭亡。”
    胡耀帮说：“搞好这项工作实在是不亚于写好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某种程度上讲，比起草这个决议还复杂得多，因为江青这些人不但在，而且还会和你进行面对面的斗争，这可是真枪实弹的斗争啊。”
    彭真说：“所以，公安部要搞好预审。然后检察院搞好起诉，法院搞好判决。我们要吸取苏联的教训不能只靠口供。彭冲同志刚来，但是要抓住这项工作不放松。”
    王鹤寿问：“如果有些证据扯到毛主席和周总理怎么办？”
    彭真说：“我们搞的罪证，一定要和毛主席、周总理分开，千万不能混在一起。还有，要作好分化瓦解他们的工作，争取让罪犯认罪伏法。”
    江华说：“我们列出的十名主犯即使再分化，也是一个量刑和减刑的问题，不可能把他们释放了。如果十名主犯有死的，第一个就是江青。她不死，那就没有该死的了。”
    胡耀邦岔开这个话题，说：“只要能分化出三分之一，也是一个了不起的胜利。”
    （《秦城冷月》上册第429-431页）

    一九八0年二月以后，王鹤寿审问江青。
    江青说：“你们审理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笑话！你们有这种资格吗？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领导的，是我们中央文革小组具体发动和执行的，我们的情况你们了解些什么？邓小平当年说他是‘桃花源中人’，不知世上事。你们想让我讲问题，就得好好学习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的中央通知，还有八月八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决定，还有主席给我的信，等等。这些基本的历史背景都弄不清楚，你们有什么资格和我谈文化大革命呢？”
    王鹤寿说：“从现在起你的案子正式交给中央‘两办’负责。中央希望你要老老实实地和我们配合，把你的问题弄清楚。这对你会有好处的。”
    江青说：“算了吧，我的问题本来是很清楚的，华国锋就可以说得一清二楚，但是，他敢正视问题的本来面目吗？文化大革命中我处理的许多事件，都是毛主席派我去的，是我执行毛主席的指示的，你们要查只能是公开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王鹤寿说：“党中央早就研究了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和你们的罪行，毛主席和你江青不是一回事。”江青说：“我早就知道，你们是非要把我置于死地才甘心的，我已经料到了。本人也可以给你们交个底，江某从跟定毛主席的那天起，早已把我的生死置之度外，随时准备以身殉职。大不了你们把我的头割了就是了，这有什么了不起！”“你们这样对待我，无非是为了丑化毛主席而已。”
    （《秦城冷月》上册第357页）

    一九八0年九月八日下午三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胡耀邦和赵紫阳，听取和研究彭真提出并经中央书记处批准的审判江青和林彪集团的方案。
    彭真说：“江青等十名主犯的问题和情况基本上都查清楚了，起诉书主要解决这十个人的问题。为了这次审判，两案审判工作小组先后调集了四百多人，做了五个多月的审讯、收集、核实、证据和起草起诉意见书的工作。现在起诉意见书所列举的犯罪事实，同毛主席晚年的错误都划开了。我们竭力避免混在一起。”
    华国锋点点头说：“特别在审讯江青的时候，一定不要让人感觉到我们是在审毛主席。”
    彭真说：“不会的，这两个集团，江青和林彪是头子。康生和张春桥是军师，两派是狼狈为奸的一伙，判刑完全是罪有应得。列入起诉书的罪行都不牵涉毛主席和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错误。起诉书还把周总理放在了被诬陷的领导人中。不过，现在的起诉书中，有的问题用不用，还得考虑。例如张春桥说邓小平是‘纳吉’的问题，现在查到毛远新向毛主席汇报的时候，毛主席同意了。有的同志主张去掉这一条……”
    邓小平说：“不能去掉！张春桥是当面骂我是‘纳吉’的，为什么去掉？至于毛远新的汇报记录，不足为凭。谁知道他是怎么去汇报的？”
    彭真说：“起诉书不涉及路线问题。毛主席、周总理和党中央工作上的缺点错误，统统不提。”
    华国锋立刻点头说：“这样好，可以少很多麻烦。现在外国的一些组织和个人已经来电来信，批评我们是在反毛泽东，提出不能杀掉江青的问题。我在接见外国记者的时候，也表示我们不会判任何人死刑。看来这个问题还是有争论的。我们有意识地回避一些问题对我们的工作有好处。”
    叶剑英说：“江青的问题和毛主席的问题如何分清，还是要好好地研究。还有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这次审判也是回避不了的。对毛主席，小平他们正在搞决议。”
    彭真说：“江青、叶群、陈伯达，过去下发的材料上，说他们是叛徒、托派，他们掌权以后销毁了很多的证据，我们也无法调查，查不清。这次也不上了。”
    胡耀邦说：“我正在考虑是等《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出来再审，还是现在审？”
    彭真说：“现在审好。后审，外国报纸会说我们是审不下去，又要说我们是有分歧。”
    李先念问道：“林彪和江青究竟是一案还是两案，是一块审，还是分开审？我从这个意见书里看不出来。对这个问题一定要有个明确的分界线。”
    彭真说：“我们实际上是按一案来对待的。我看是一案起诉，分庭审理，一案判决。”
    华国锋说：“还有个问题，你们考虑一下。这次审判，是公开还是秘密审？……”
    邓小平打断他的话说：“当然是公开审！但是外国人不能参加。江青这个人不好对付，审判她的时候，你们可以搞几次演习。找几个人代表江青，你们先审审，看江青会用什么法子来对付我们。有一条是肯定的，她会把许多事情推到毛主席和周总理身上。这是最令人头疼的。”
    胡耀邦说：“你们别看张春桥这时不开口，到了法庭上也许就会开口。他肚子里装的东西不会少了。毛主席晚年的时候，经常和他谈话。他在一定的时候也会拿出所谓的尚方宝剑来和你们胡搅蛮缠，必须要有所准备嘛。”
    邓小平最后表态：“不能再等了，立即准备，审判工作用什么形式呢？设立特别法庭，搞一审就是终审，不给他们什么上诉的机会。江青要狠狠地判，这个家伙杀头也不为之过。王洪文虽然低头了，但这个家伙正年轻，放他出去后，还是要闹事的，总之是个危险分子。我现在不讲那么多了，一句话，就是快点审。越快越好。”
    （《秦城冷月》上册第452-455页）

    九月二十六日，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当全国人大秘书长杨尚昆指示工作人员把厚厚一叠提案材料分给每个与会常委时，人们立刻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严肃感。尽管一切都是事先早已决定好的，常委们也许只是例行公事，但他们还是感到了—种压力，这种压力是重大的压力。
    当年那几个曾经不可一世的显赫人物，似乎已经坐到了对面的审判椅子上，被迫倾听由他们以前的同事对自己的审判，从而成为—些身败名裂的人；过去这样处理中共中央高级领导人的事件从来没有发生过。无论从哪个角度上讲，这样的事都是第一次。但是，如果开了先例，那就必然会有第二次、第三次，因为总会有人步这种结果的后尘的。有些有远见的专职常委们已经考虑到这种后果了。
    秋高气爽。虽是上午，但叶剑英已经穿上了厚厚的衣裳，一路上他看到轿车外的路旁萧瑟的秋风正在卷走着发黄的落叶，就要标志着另一个季节的来临，心里浮现—种难以名状的心情。
    在休息室，他见到了早已到达的彭真，问：“成员名单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事先征求了宋庆龄副委员长的意见了吗？”
    彭真笑了：“她还是老说法，尊重大多数人通过的决议。”
    “那好吧，大多数委员一定会通过我们的决议的。”当叶剑英由彭真、彭冲、习仲勋、粟裕、杨尚昆、班禅额尔得尼·却吉坚赞等副委员长们陪同坐在了主席台前，扫视着全部到会的委员们时，发现会场里出奇的安静。他们各在各的位置上坐下来，打开了各人面前的那些提案材料。
    “大家都看到了吧？”叶剑英由于对江青、林彪两案的成员怀着一种刻骨的憎恨而显得形容憔悴：“我们这个会只是审议和任命审判‘四人帮’两案的特别法庭和特别检察厅，共由三十五人组成，其中有八名是各民主党派的代表，是很有名的法学家和社会学家费孝通这些人。这是一件很有历史意义的大事。我们要看到我们党有史以来最精彩的一幕戏，题目叫：审女皇。”
    与有些人闷闷不乐的样子相反，彭真始终显得兴高采烈，他眯缝着眼睛说：“这里，对江青的审判的确会引起全国、全世界的关注。已经有人纷纷打听我们究竟会怎样处理‘四人帮’，我看我们还是独立审判，不受法律之外的任何人的影响，当然，今天主要讨论两个特别审判机构的组织人员问题，其余的问题将交给他们去考虑。”
    大概是激动的缘故吧，他的讲话显得有点罗嗦，他一遍一遍地介绍这两个机构组织人员的姓名和简历，强调特别法庭分为第一审判庭和第二审判庭，第一审判庭审判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和陈伯达五人。第二审判庭负责审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和江腾蚊五名原军人主犯。还再三说明，此次审判只审理林彪、江青等人的刑事罪行，不涉及党内的路线是非问题，否则就会把党内的路线是非同他们的反革命刑事罪行混淆了。
    当讨论开始后，许多委员们对组织这些机构的人员并没有表现出什么太大的关心，而对江青这些人现状十分关心，兴趣极大。
    史良问彭真：“如果让江青认罪，那比太阳从西边升起还要难哪。看来她是一个要抱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的人。我问过监狱和审理她的案的人，她从被捕到现在，没写过—个字的检查，也没有承认过一个罪行。她还是当年的派头啊。一开口就讲她的功劳和文化大革命的意义。看来她要重新上了台，我们这些人统统都杀头。—个也剩不下。”
    人们哄地笑起来。
    史良又问：“她吃得怎么样？”
    江华说：“她吃得还是不错的，起码比普通犯人强多了。前一段我还到关押江青等人的秦城监狱看了他们一次，当然江女皇是不知道我这个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在观察她的情况，是通过观望镜看她的，她坐在她的床铺上，用手不住地摩平自己裤子的褶纹，不时地站起来，作作深呼吸，像条老狼似的嗅嗅牢房的什么气味。看来她的嗅觉很灵敏，发觉我们正隔着一堵墙观察她。”
    “那么张春桥呢？”
    彭真说：“这个人的态度也是极其顽固、极其恶劣。他从被捕那天起，就不再说话，拒绝办案人员对他的任何询问。他好象还是特别清高，公然蔑视法庭、蔑视党的和国家的领导人，也是从不交代任何问题。他们那一伙人，就数他胖，养得肥头大耳的。”
    “不过，他是讲了不少问题的。”江华说：“他坚持他认错不认罪的防线，一直说他犯了错误，但不认为他的问题是触犯了刑律。这里面，态度最好的是王洪文。看来他的精神是完全垮了，一点抵抗能力也没有，问他什么他就讲什么，用他们自己的话讲，就是没骨气。这就是他们那伙人的基本情况。”
    彭真又说：“这些在押犯的生活待遇一直比较好，伙食上从来没有亏待他们。如果拿他们迫害我们时的情况相比，简直是把他们捧到了天上。当然，到审判他们的时候，还会将他们的伙食标准再提高—些，让他们吃得好好的，穿得暖暖的，以保证其充足的营养和健康，好有足够的精力来出庭受审。”
    会议整整讨论了三天，到了九月二十九日下午，在叶剑英主持下，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了如下决定：
    1．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进行起诉、任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兼特别检察厅厅长。
    2．成立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特别法庭设两个审判厅任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兼特别法庭庭长。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曾汉周兼第一审判厅审判长。
    3．特别法院公开进行审判。
    4. 特别法院的判决是终审判决，对已死的各犯不再起诉。
    表决以后，叶剑英徐徐吐下一口气，对彭真说：“全国人大的历史上，从此又翻开了一个新篇章。”
    （《短暂的春秋》第455-458页）

    一九八0年九月三十日，人民日报公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起诉、公开审判。特别法庭的判决是终审判决。


四、提起公诉

    一九八0年十月二十三日，江青提出：“我要请律师替我讲话，我是无罪的，我要向人民公布真相。”
    十一月五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对林彪、江青等10人向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提起公诉后，即于当日移交法院警察看管。
    一九八0年十一月十日，江青收到最高检察院的起诉书。
    江青自言自语地说：打官司呀，我没钱请律师。我现在这个情况，谁还给我当律师。我也不迷信律师。
    江青向看管员说她头晕、头疼、浑身难受。问：可不可以缺席审判？又提出：希望给我找个法律顾问。

    江青给押进来。她穿一身黑衣黑裤，布鞋。接过起诉书签字的时候，还笑了一下。似乎问了一句几月几日，马上说：“噢，10日。”
    问：要不要律师？
    答：检察员问了一些问题，有些还没问完怎么就起诉？
    问：要不要律师？
    答：我还需要跟检察员谈一次。我看了《刑事诉讼法》，有这样的规定。我想是需要个律师，有时我说不出来，需要律师替我说……但是我不知是谁，是不是谈一谈。谁给我当律师呢？
    问：那就想一想再说。
    书记员念法庭规则时，她一只手捂在耳朵后面，仔细地听。说：“停一停，我听不清。”又说：“我大部分听不清，是不是可以给我一份？”可以。她把法庭规则、起诉书卷到一起退下。
    江青拿到起诉书，午觉不睡，在看、在记、在写，还常常冷笑。她几次提出要求同检察员谈话，说要谈几个问题。检察员江文会见了她。谈话要点如下：
    江青：法庭开庭，我要讲话。你起诉书前面有个序言、帽子，我也要讲个序言、帽子。
    江文：这由特别法庭决定。你要遵守法庭的裁决和规则。
    江青：我可不可以带起诉书出庭？
    江文：可以。
    江青：你们说林彪、江青集团，不对。林彪是一个集团，包括陈伯达.我、康老、张、姚、王是一个集团。林彪集团的头子是林彪，我们这个集团的头子，不是我，是毛主席。还有几个问题，我要说。
    江文：起诉书没有认定的，法庭不予审理。
    江青：我就不说。我还有几个问题，要找审判长个别谈，因为涉及国家机密。
    江文：可以转达。
    江青：律师问题。是事实服从审判，还是审判服从事实？
    江文指出，特别法庭要进行法庭调查和辩论，你可以陈述自己的理由，为自己辩护。法庭根据充分的物证、书证、鉴定结论、证人证言，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据此判定每个人的犯罪事实和应负的刑事责任。
    （《秦城冷月》下册第45-51页）

    江青理了理头发，整了整衣服，从容不迫地走出监房，跟着身穿警服的女看守来到接见室，同前来担任辩护的两名律师见面。
    她坐到对面的椅子里后，并没有像往常那样先发制人地提问，而是端坐不语，尽量把自己的神志搞得自然些。
    “你接到起诉书有什么看法？你要不要聘请我们给你当律师？”
    “首先我要控诉公安部！他们对我的所作所为，完全是法西斯绑架！”江青脸一沉，厉声说道：“至于起诉书，那更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林彪和我怎么搞到—起来呢？林彪是要杀我的，对我恨之入骨。现在，特别检察厅把杀人者同我这个被杀者混淆在一起，这哪里还有什么公理可讲？不过，我是想请个律师替我说话。”
    “你要决定聘请我们给你当律师，我们可以就这些案情来商讨问题。如果你不决定下来，我们无法就案情进一步谈话。”那个年纪大一些的律师说。
    江青的眼神在他俩身上转了又转，反问道：“你们敢给我辩护吗？我这个案子可是太复杂了，牵扯到我们党内的许多大事。许多事情，不是我决定的，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决定的，我不过是坚决地、不折不扣地执行了党中央和毛主席为代表的基本路线罢了。所以，要想给我辩护，你们得学习一九六六年的五一六通知，学习十六条，也就是那个《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不学习这些，理解不了我的许多活动。当然，我现在被他们开除党籍了，那是他们决定的，我不承认！”
    那两个律师等得有点不耐烦了，年纪大一写的人说：“我们作为律师，要学什么文件，我们自己知道，不用你来指点。我们只想弄清楚，你到底想不想请我们当律师？”
    江青皱着眉头捂住了耳朵：“你不要大声说话好不好？我害过病，受不了刺激，你们这样大声说活只能使我身体受不了。”
    “你不是说你耳朵聋，要我们大声说话吗？”
    “你们离得这么近，我能听见。”江青慢慢地放下两手，骨碌着眼珠子又问：“我是想请律师替我说话的。按照刑诉法的规定，我请人大常委会委员史良和我的女儿李纳给我当辩护人，这完全合法呀！为什么特别法庭不允许，不答应呢？”
    年轻一些的律师说：“这我们就不知道了。特别法庭的回答，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我们管不了那么许多。不过，据我们所知，史良自己年事已高，而且她多年来又不再继续当律师，所以特别法庭不允许也是可能的。”
    江青冷笑道：“请你们给我当辩护人，你们自己能取了证吗？比如—九六六年七月八日，毛主席给我有一封信就在我的保密柜，你们能取出来吗？还有，有些证人，比如华国锋，他是重要的当事人。毛主席给我的许多指示，他是知道的。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对刘少奇的定性和取证，他也完全清楚。有些事就是他干的嘛。起诉书不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到天安门事件吗？我也可以告诉你们，那也是华国锋干的。材料是他报的，政治局会议是他主持的，会议决定的事是他执行的，现在把事情一古脑儿都推到我们身上，这合理吗？”
    “你是反革命集团的首犯嘛，现在我们只说你的事，而不管其他人。”
    “所以你们就很难弄清楚真相。”江青说：“起诉书完全对我实行的是诬陷！我一点也不在乎。把什么事情推在我身上，我不怕，我感到很光荣。问题是像华国锋、汪东兴这样的小人，他们自己干的事不敢承认。这太无耻、太卑鄙了！”
    接见室里只听见江青—个人的声音，未免是对聘请律师的一种讽刺．看来，这件事情只能就此作罢了。
    （《短暂的春秋》第470-472页）

    一九八○年十一月十二日，江青曾会见律师。她提出，“委托史良作我的律师”。
    律师答复她：“史良现在不是律师，年事已高，她不可能出庭为你辩护。”
    江青说：“我提出多少次了，我身体不好，易忘，易激动；有时候感情一激动会说不出话来。因此想请个顾问，在法庭上好有人替我说话。我有不懂的问题，可以同顾问商量。”
    律师答：“作为辩护律师，对于委托他辩护的被告人提出的问题，只要与案子有关，都会作出答复，这也可以说是起了‘顾问’的作用。”
    江青也就向律师问起问题来。她很快就发现，律师是站在“那边”的立场上解答她的问题。
    江青说：“我知道你们很有可能是邓小平、叶剑英和华国锋派来的。他们是在我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段。”律师说：“你是作为反革命集团首犯被起诉的。”江青说：“谁是反革命？我看他们才是反革命！我还要起诉他们、控告他们呢。我抗议他们的法西斯罪行，他们才是货真价实的坏蛋！”
    律师问：“特别法庭的起诉书，你看到了吧？”
    江青说：“那真是一件绝妙的反面教材。他们把我和林彪拉在一起，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谁人不知，林彪是反我的元凶。他和我之间存在着激烈的斗争。他是杀我的罪魁。你们把杀人的和被杀的、害人的和被害的混淆在一起，请问这是什么样的法律？完全是颠倒是非嘛。”
    她恼怒了：“你们是那边的人，那就不能作我的律师！”
    （《秦城冷月》下册第45-51页）

    这样，江青拒聘了律师。公审之前，江青被押往正义路法庭候审室。她提出要在床头挂一幅毛泽东像，遭到拒绝。她要求在桌上放一套《毛泽东选集》，被接受。
    在出庭前，她为自己订了三条决心：“一、永远保持英雄形象，保持革命者应有的志气；”“二、绝不向修正主义者低头；”“三、坚持真理，不认罪、不怕死。”
    （叶永烈《江青传》）

    一九八0年十一月十日，在江青收到最高检察院的起诉书的同时，华国锋也没有闲着。从这一天开始，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九次会议，讨论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以来的重要错误。


五、开庭审判

    在受审的两个多月时间里，江青总共出庭十次：
    第一次，一九八○年十一月二十日，和另九名被告一起出庭，法庭宣读起诉书。
    第二次，十一月二十六日，庭审“长沙告状”。
    第三次，十二月三日，庭审“直接控制‘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非法逮捕无辜；诬陷王光美”。
    第四次，十二月五日，庭审“指挥‘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搞刑讯逼供，制造伪证；诬陷刘少奇是‘特务’、‘反革命’”。
    第五次，十二月九日，庭审“查抄上海文艺界人士的家”。
    第六次，十二月十二日，庭审“伙同康生诬陷迫害中共八届中央委员；诬陷迫害邓小平；诬陷陆定一”。
    第七次，十二月二十三日，庭审“诬陷迫害广大干部和群众”。
    第八次，十二月二十四日，法庭辩论。
    第九次，十二月二十九日，法庭辩论。
    第十次，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五日，和另九名被告一起出庭，听取法庭宣判。

    （1）审江青首战失利

    一九八0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特别法庭终于开庭。江青身穿素色套装，依然镇定自若。“被告江青在一九七四年秋阴谋阻止邓小平当副总理”。
    庭审一开始，法庭上就宣读了张玉凤揭发的王洪文和毛泽东谈话时王洪文说的一段话。然后要王洪文作证。
    王洪文说：“去长沙向毛主席告状的建议是我提出的。江青只是提出要我赶在邓小平到长沙之前去。”
    江青说：“王洪文只讲了一句实话，这就是去长沙向毛主席告状的建议是他自己提出的。其余都不是真的。”
    接着法庭要王海容和唐闻生出庭作证。王海容说：“毛主席对江青很生气。”唐闻生说：“我们马上就看透了‘四人帮’的阴谋诡计。”
    江青喊道：“我要发言！”可是庭长没有让她说话。
    这时，公诉人要发言，审判长点头允许。公诉人江文说：“今天的法庭调查，已有充分的事实证明，长沙告状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孤立的，而是江青反革命集团对周恩来和邓小平有计划的诬陷。其目的就是阻挠邓小平聘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为他们篡党夺权创造条件。”
    当法庭宣布暂停以后，江青坚决要求讲话：“我几次要求讲话你们不让我说，公诉人马上就允许讲，这公正吗？关于这个问题，我还有话要讲，我还要申辩！”
    （《秦城冷月》下册第189-201页）

    十一月二十日下午，审判江青、林彪两案的序幕正式拉开。
    特别审判庭的后台，安装了绝密的闭路电视，供中央政治局的成员们在那里收看审判实况，整个灵魂再一次受到了极大的震撼。邓小平的嘴唇抿得紧紧的，目不转睛地看着江青，似乎江青也看到了他。双方怒目凝视，只是一个是胜利者，一个成了阶下囚，历史开了多大的玩笑啊！
    江青哪里象是囚犯，她依然我行我素，根本没把法庭的所有人放在眼里。由于特别法庭早就考虑到江青会进行闹庭，所以故意没有按照十名主犯原来的名次顺序押进法庭，将王洪文排在第—个最先传出。当特别法庭庭长江华最后—声唤道：“传被告人江青到庭”时，整个审判庭一片寂静，几百双眼齐刷刷地盯住了后面的门口和过道。
    就连华国锋和彭真也瞪大眼睛，张开口，紧紧地盯着屏幕，江青终于亮相了。
    到底是江青。她依然是当年接见红卫兵时的风貌，面带微笑，穿戴整齐，头发梳得溜光，两手时而放在背后，时而摆来摆去，那近视镜片后的眼睛在人群众中搜索着，转动着，没有丝毫的恐惧感。
    倒是审判台上的法官们，一直以某种紧张的心情注视着她。当看到她在被审席里一声不吭地听完了长篇起诉书后，他们才长长吁了一口气。
    所有的观众，包括政治局委员们，都把兴趣和注意力集中到了看审江青这出大戏上，至于其他人，只是了解而已。
    江青对起诉书的指控，鼻子一哼，嘲笑置之。对法庭的提问，她不是“不知道”，就是“不记得”；当廖沫沙出来对她迫害文化界名人的指控作证，江青站起来大骂“叛徒！”她指着法庭怒喝：“你们让这些叛徒、特务站出来作证，对我诬陷，我感到无限光荣！”她多次宣称：“对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法庭，我是无条件服从的。对于你们这些不执行革命路线的法庭，我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你们审判我，就是丑化毛泽东主席，就是丑化亿万红卫兵小将，就是丑化中国人民！”她还念了一首顺口溜，斥责中共中央领导人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修正马列，大露原形；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三项指示为纲，以目乱纲……”
    江青的举动，使人又回到了文化大革命那种非凡的岁月之中；她的言论和声调，都是文化大革命中那些口号和提法的活脱脱再现。
    邓小平在实况转播时对众人说：“你们看到了吧，这个坏女人就是世界上最坏、最无耻的家伙，杀—千遍都不解恨。她不甘心失败啊，她还想复辟。不过，她的表演倒从反面提醒了我们，一定要把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班子整顿好，不能让这样的坏人再钻进来。”
    “江青要判死刑，一定得杀掉！”
    “国人皆曰可杀，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江青不杀，世界上就再没有可杀的人了。”
    “江青的这套表演，会在全国引起共鸣的。”
    “没关系，我们专政的手腕不会成了豆腐。对敌人，再不能心慈手软了。”
    政治局委员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他们显然被江青的傲慢和反抗激怒了。
    屏幕上，江青声色俱厉地又在强辩、攻击，公诉人怒目警告：“被告人江青藐视法庭，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建议法庭在量刑时予以考虑。”谁知江青根本不吃这一套，把被告席前的栏杆一拍，大声喝道：“你们干脆让我多长—个脑袋，割掉不就得了”“胡宗南进攻延安的时候，当时留在前方的，只有我一个女同志，那时候你们都到那里去了？”
    法庭上出现一片笑声。
    华国锋在大厅里站起来，气得面色苍白，手指都颤抖了：“你们看，江青到现在尚且如此，可想当初是何等嚣张一时，如果不是四年前，我们一举粉碎了她，恐怕现在不是我们审判她，而是她审判我们喽！”
    邓小平立刻明白了他的用意，微微一笑：“即使一九七六年你不粉碎‘四人帮’，一九七七年也会有人粉碎他们的。江青倒行逆施，受到了全国人民的反对，她灭亡是肯定的。”
    “但是，她的力量也是最大的。”
    “大？”邓小平又笑了：“大和小都是可以变化的，现在她不是成了孤家寡人了吗？”
    “江青这个人的最大特点是不识好歹，忘恩负义，不管谁帮助了她，也甭想在她跟前能落下好。”
    “这个女人最大的特点是逆潮流而行，专门与大多数人为敌，这是她垮台的必然原因。”
    “看来我们不得不杀她了。”
    “这个问题还是由特别法庭根据法律决定吧。”邓小平斜视了华国锋一眼，“江青是个很好的反面教员，又给我们上了很好的一课。”
    华国锋显然有他自己的一套打算，他特意坐到了邓小平旁边，悄声说：“据各地的报告，现在有些地方已经发现，一小撮唯恐天下不乱的人正在用‘文化大革命’中的办法进行煽动和实行闹事，有些人甚至叫嚷什么要进行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个别地方少数支边青年闹事。极少数坏头头操纵的非法组织、非法刊物积极串连，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公开发表，反动传单到处散发，政治谣言传播，‘四人帮’的残余势力全在活动。此外，杀人放火、制造爆炸、抢劫偷窃、强奸轮奸、拐卖妇女、组织卖淫、走私漏税、投机倒把、行贿受贿、贪赃枉法、贩毒吸毒等刑事犯罪活动也泛滥得很厉害，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啊！”
    “你的意思我明白，我们都应保持最高层的稳定，是不是？”
    华国锋点点头：“地方都在看着中央，底下都在看着我们。”
    邓小平也点点头：“你说的我都同意。通过这次审判江青反革命集团，人们再一次看到文化大革命的确没有一点点进步意义。它实实在在是一场浩劫，是一场灾难，应当全面、彻底否定的。你同意吗？”
    华国锋轻声说了句：“我不反对。”
    邓小平转过身来，对转播大厅的政治局委员们说：“全国绝大多数干部、绝大多数党员、绝大多数人民群众，对那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苦难，都是记忆犹新的。我们怎么能够容忍那些一直紧跟林彪、‘四人帮’的造反派以及继承他们那一套的少数的坏头头，再来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呢？不用说全国，就是—个地方、一个部门、—个单位，也不能允许他们得逞。可是在个别单位、个别地方，他们已经在猖狂的捣乱了，那里的群众已经对这种状况很愤怒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能不坚决地起来保卫人民的利益吗？”
    这几句话，把所有人的怒火又点燃了。在场的人纷纷表态：
    “凡是文化大革命造反起家的人，必须统统打下去，而且不准他们再爬上来。”
    “在整顿班子中，凡是过去跟着林彪、江青干坏事的人，都要清理出去，不能留隐患，要有铁石心肠！”
    “这是教训，听见江青的吼叫了吧？”
    “哼，再对他们仁慈手软，将来就保不住我们的脑壳了。”王震站起来，在大厅里走来走去，举起拐杖说：“乘着大好形势，我们应该办的事，坚决办下去。”
    胡耀邦、赵紫阳这些人，非常明白王震这番话的根本意思。
    （《短暂的春秋》第492-496页）

    首次对江青的法庭调查，虽然准备得十分充分，证人也搞得似乎很周全，但是出来的反映却很糟糕。精通法律的专家一眼就看穿了：“审判所谓长沙告状实际上混淆了罪与错、反映问题与诬告陷害的界限。这样一来，别说江青，就连普通的老百姓也接受不了。”
    江青一回到监狱就大骂：“什么诬告陷害，王洪文就是在主席跟前反映了一下政治局会议的情况，就成了了不得罪行？这是合理又合法的。”
    这次审判的情况和报道文章公开后，立刻在世界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美国的几家报刊评论道：“中国当局对毛泽东的遗霜江青的审判，把江青和她的同伙商量向毛泽东告状作为重要的主罪，完全暴露了这个政权的不民主和反自由的劣迹。试想，连四个政治局委员都不能向党中央主席反映问题，普通的公民又能会怎么样呢？这个国家的法律完全被统治集团所把持，只要有了权力，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解释法律，可以肆无忌惮地对他们当初的反对者实行报复和打击，完全没有什么法律条文的明确定义。这样的悲剧连曾经权倾一时的江青也不能例外。这就没有什么法律的尊严，而只有掌权者的威严。谁有了权，就可以强奸法律，就可以横行无忌……”
    日本《读卖新闻》评论道：“中国的政治京戏开场后，头一个法庭调查就是江青和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四人商量向毛泽东告邓小平和周恩来的问题。从法庭调查的情况来看，江青等人并没有向毛泽东告他们任何了不起的事实，完全是一次会议的看法。就这些，邓小平政权就不能容忍了，把此事当作一件了不起的案件。可笑的是，毛泽东当年的工作人员也煞有介事地出庭作证对江青进行指控，说她诬告了邓和周，而事实就是根本拿不到桌面上来的鸡毛蒜皮。这和毛泽东对他的反对派采取的态度形成了很大的反差。”
    英国的政治评论家发表谈话：“中国的对江青的开庭，头一个亮相只能给他们喝倒彩。在江青面前，法官们依然流露出对这个女人的恐惧和不安。他们的那副威严一看就像是在演戏，他们根本没有吃透和掌握了江青参与最高机密的全部情况，仅凭几个工作人员的并没有说明了情况的证词来给江青和四名高层人物定罪，实在是开最高级的玩笑。法庭至今拿不出江青和另外三个人究竟诬告了他们什么，而只是江青对一些事情的看法。这在文明和法制的国家里正是他们应有的权力和义务，而在他们这里竟成了反革命罪。真是可怕！”
    西德的一位老资格的评论家说：“通过首次对江青的法庭调查来看，只能用首战不利来作开场白。我们还要看以后的发展。”
    （《秦城冷月》下册第189-201页）

    对江青的首次法庭调查调查究竟成功不成功，人们只要对照一下特别法庭的起诉书和判决书就明白了。
    起诉书中指出：
    1974年10月4日，毛泽东主席提议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10月17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北京钓鱼台十七楼密谋策划，18日由王洪文到长沙向毛泽东主席诬告周恩来、邓小平等搞篡权活动，阻挠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
    1976年2月到5月，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江青反革命集团重要成员毛远新进一步诬陷邓小平。2月3日，张春桥针对1975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1976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代总理，写道：“又是一个一号文件。去年发了一个一号文件。真是得志更猖狂。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并引用古诗：“爆竹声中一岁除，东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这再次暴露张春桥妄图“改朝换代”的反革命野心。2月22日，毛远新对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马天水、徐景贤等说，邓小平“崇洋媚外，出卖主权”，“代表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搞“全面回潮”，“国家性质都要改变了”。3月2日，江青在部分省、自治区负责人座谈会上，诬陷邓小平是“反革命两面派”、“谣言公司总经理”、“法西斯”、“大汉奸”、“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4月26日，江青诬陷邓小平有象林彪一样的“大小舰队”，说“他们的大小舰队活动有些雷同，有些不同。小舰队有过之而无不及”。4月5日，张春桥诬陷邓小平是“纳吉”。5月16日，姚文元在《人民日报》送审的《党内确有资产阶级——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剖析》文稿中，亲笔写了邓小平“就是这次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总后台”。
    可是在判决书中这些罪名都没有了。

    （2）企图证明江青是刘少奇专案组的总策划

    一九八○年十二月三日上午，江青大步走进法庭。她抚平衣服，理理头发，弯腰坐椅子上。公诉人一再声明，江青要对刘少奇的“被迫害致死”和夫人被囚禁十二年负主要责任。法庭出示证据：第一件是一九六八年初专案组写给中央的报告，上面有谢富治二月二十六日的一段批语。第二件是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六日江青写给专案组的一封信。第三件是一九六八年九月十八日江青给北京京剧团讲话的一段录音。第四件是一九六七年江青批准关押的十一人名单。第五件是一九六七年六月八日江青批准逮捕刘少奇厨师的报告。法庭按照中央的意图，就是要证实刘少奇和王光美的专案是江青直接搞的。
    一些人认为，这样就为以后中央制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创造了条件，也给在刘少奇平反问题上解脱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提供了合理的解释。
    特别法庭的领导人认为，这次法庭调查是成功的。
    然而江青回答说：“不错，我是参加了专案组的工作，但是，我是受中央的委托而参加的。是毛主席，还不仅仅是毛主席，还有周恩来等所有的中央领导同志的委托而参加的。而且，我当时只是一个助手。不能说，专案组的一切工作都是我直接指挥，事实上也不是。”
    （《秦城冷月》下册第205-221页）

    十二月五日，法庭继续调查江青“指挥‘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搞刑讯逼供，制造伪证；诬陷刘少奇是‘特务’、‘反革命’”。
    “我要发言！”江青刺耳的声音响彻整个大厅....
    “住口，江青！”一位法官喝道。
    “住口，江青！”六名法官异口同声地喊道。
    公诉人拿出有利的证据。江青曾指使搜查了刘少奇和王光美的家，以寻找他们“犯罪”的材料。
    江青摘下眼镜放在右手中一挥，打断了江华的话，她向法庭反问：“抄他们家值得大惊小怪吗？告诉我，你们现在难道没有抄过我的家？”她不顾一切地接着又说：“破四旧（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八月下达的一项指示）必然导致抄家，这是革命行动。”
    （《秦城冷月》下册第225-234页）

    这次法庭调查两天之后，一九八0年十二月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决议：向将要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建议，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职务。这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华国锋为了能坐上中央委员会主席的位子，投向元老派，除掉江青等人，谁知在江青等人受审的同时，他也接受了另一种“审判”；在江青等人还没有宣判的时候，就对他进行了“宣判”——失去了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两个职务。

    （3）指控江青迫害上海文艺界人士

    一九八0年十二月九日上午九时，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对指控江青迫害上海文艺界人士，以掩盖她的丑史的犯罪事实，进行法庭调查。
    法庭调查首先提出江青通过张春桥要郑君里交出江青三十年代的信和照片问题。其次提出了赵丹和夫人黄宗英被抄家和受迫害的问题。第三是关于迫害三十年代的女佣人秦桂贞的问题。
    这次法庭调查出庭出庭作证的人有：江腾蛟、黄晨（郑君里夫人）、吴法宪、秦桂贞等等。
    这天的审判被认为是这几天来最成功的。既揭露了江青三十年代的“丑史”，又揭露了江青“迫害”当年的同事和了解自己的人“卑劣品质”。
    （《秦城冷月》下册第257-272页）

    （4）法庭调查江青诬陷一大批领导干部是是叛徒特务

    一九八0年十二月十二日上午，法庭调查江青诬陷一大批领导干部是是叛徒特务。
    第一件是江青要求康生送给她一份诬陷第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的名单。第二件是江青诬陷陆定一、胡乔木、周扬、田汉、廖沫沙等人是叛徒特务。
    出庭作证的人有廖沫沙。
    江青对廖沫沙说：“我知道你是个叛徒，就是个特务。”
    江青对法庭说：“你们为什么让这样的流氓和无赖跑到这里来作什么证？他就是叛徒，他的历史我最清楚，你们也是叛徒的同伙！”
    审判长曾汉周说：“不允许你在这里辱骂证人。”
    江青说：“我就是要讲话，廖沫沙是地地道道的阶级敌人，是在历史上投敌叛变的无耻特务！”
    曾汉周下令：“将江青押出法庭。”
    接着出庭作证的人还有王昆仑。
    （《秦城冷月》下册第289-305页）

    法庭继续调查江青诬陷一大批领导干部是是叛徒特务

    一九八0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法庭继续调查江青诬陷一大批领导干部是是叛徒特务。
    还没有宣布调查开始，江青就提出了抗议。
    “江华，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江青透过她的金属眼镜框盯着这位法庭庭长。
    江华似乎吃了一惊，但一会儿之后又冷静下来。“可以，你问吧。”
    “法庭是不是刑场？”江青说话就像律师开始盘问证人一样。“上次法警扭伤了我的胳膊肘，使我受了内伤，现在我的右手都抬不起来了。”她把她把左胳膊缓缓地放在右臂上，法官们在椅子上坐立不安。“还有一件事，我们有约在先，江华你是知道的，我尊重法庭，可你们不让我说话，你们想妨碍我时就马上在法庭上叫人喝彩，作为对付我的武器。这就是你们对待我的方式。”
    江青说：“党内有许多事只是你们这些人不知道罢了，你们清楚，在那个年代，共产党做了哪些让你们抱怨的事。你们把什么都推到我身上。天啊，我好像是个创造奇迹、三头六臂的巨人。我只是党的一个领导人。我是站在毛主席一边的！逮捕我，审判我，就是诋毁毛泽东主席！”当她讲到毛主席时，就有一位法官插进来阻止她。江青冷笑着说：“既然你们不让我讲话，为什么不在我椅子上放尊泥菩萨来代替我呢？”江青投出一颗炸弹。“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她对静下来的法庭宣布：“那天晚上毛主席给华国锋写‘你办事，我放心。’的话，”她环顾四周，她的眼镜成了法庭中照相机的焦点。“这不是毛主席给华国锋写的全部内容，至少还写六个字：‘有问题，找江青’。”结果，法庭上又是大乱。
    （摘自《江青全传》（美国）Ｒ．特里尔著）（《秦城冷月》下册第321-322页）

    这次法庭调查提出江青诬陷王昆里通外国、诬陷孙瑞是特务、诬陷刘白羽是叛徒、诬陷陈荒煤叛变，还诬陷时传祥是工贼粪霸。还诬陷阿甲和林默涵是反革命。在江青的煽动下，煤炭工业部长张霖之遭批斗致惨死。
    出庭作证的人有时传祥的儿子、阿甲。
    （《秦城冷月》下册第322-332页）

    （5）江青的辩护词

    十二月二十四日上午，开始法庭辩论。
    首先由公诉人江文发言，他说：“经过第一审判庭的六次法庭调查证实了本厅指挥被告人江青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阴谋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罪证是确凿的。其主要犯罪行为有……”。

    接着江青发表辩护词。
    她说：“我对他的意见，也就是刚才所讲的《起诉书》的那一套，整个地说，就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歪曲、篡改历史，隐瞒捏造事实。你们说了我那么锪罪名，没有一件能站得住脚。远的不说，那就更说不清了。就从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以来，也就是中共中央通过重要的通知，发动文化大革命以来，到毛泽东主席逝世，我没有什么自己的纲领，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执行捍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指示和政策的，是执行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你们逮捕审判我，这是丑化毛泽东主席。审判我就是丑化亿万人民，丑化亿万人民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审判我就会使‘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和‘红小兵’抬不起头来。”“我是执行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我现在是为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尽我的所能。如果不承认，就是离开重大历史背景，隐瞒重大历史事件！”
    她继续说：“我和毛主席结婚已经三十八年了，我怎么能够反对毛主席呢？当初华国锋抓我的时候就捏造了许多谣言，这些东西现在提都不提了。为什么？不敢见人嘛。你们捏造的这些东西和国民党当年对我的丑化和攻击有何不同？我和毛主席的感情是用历史来证明的。战争年代撤离延安的时候，留在前线追随毛主席的女同志唯有我一个，你们都躲到哪里去了？！”
    她继续说：“你们的起诉书把林彪这个要杀死我的人，作为我这个所谓集团的成员，怎么能把谋害人的和被谋害的搞在一起？说以江青为首的搞这个阴谋活动？然后罗列一些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强加于我，十足地暴露出你们的无耻和卑鄙。通篇的文字，绝大多数是造谣嘛。比如说，你们的材料里说我说过邓小平是汉奸，汉奸这个罪名要有事实呀，我没有材料说他是汉奸呀。我什么时候说过这句话来呢？没有，我从来就没有说过。就是又造谣嘛。不错，我和邓小平之间有斗争，我从来不否认这一点，但是我没有说的话怎么能承认呢？还有，我对时传祥这个人根本不认识，也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人，我怎么会说他是什么工贼呢？这一些事实就说明了，这个起诉书采用了没有的给我捏造，小事情给我夸大，别人的加在我头上。用这样的方法来制造了这起大大的冤案。你们开了这个头，好，后人就会群起而效之，你们将来也逃脱不了这样的下场。就是现在不会这样，将来也免不了这样，这是你们首先挑起来的。”
    她继续说：“我同林彪是有你死我活的斗争的，我和这个卖国贼斗争的时候，你们还不知道在哪里呢！林彪和刘少奇一样，都是要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的，都是把亲手把他们提拔起来的毛泽东视为眼中钉、肉中刺，迫不及待地企图取而代之。我作为毛泽东的妻子和战友，为捍卫党的原则，和保卫毛主席的安全，我挺身而出是自然的。党中央授予我一定的领导权后，我始终就在这个权力的范围内进行我的工作，这怎么能说我是非法的呢？这样说，你们把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究竟置于何地？你们究竟还承认不承认九大和十大通过的政治报告和党中央的一系列的重要文件和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的讲话和批示？你们根据什么，竟能得出结论说什么有的人是犯了错误，有的人是有意要推翻无产阶级政权？难道毛主席亲自发动，亿万人民积极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为了推翻什么阶级专政、夺取什么政权吗？这真是一个荒谬不堪的论点，是一个简直叫人难以置信的诬蔑和构陷。你们这样说，就等于把全国人民的意志都强奸了。我所干的这一切，邓小平、华国锋，包括你们现在在台上的绝大多数人都曾经异口同声地拥护过，参加过，你们又怎样解释你们当年的行为呢？”“毛主席早就对我说过，要警惕刘少奇、邓小平、陆定一、杨尚昆以及周扬、田汉、廖沫沙等人的翻案活动，他们肯定是要翻案的，这是一条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一条预见，由于华国锋这个坏家伙和叛徒的出卖，。你们暂时地得逞了。但是，有一点我要告诉你们，你们不要高兴得太早了。中国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思想熏陶的，人民是经过锻炼的，你们这些修正主义分子，人民将来是不会放过的，我也在这里要告诉你们……”。
    她继续说：“林彪指使叶群和他们的小分队去抄郑君里、赵丹他们家的事情，我回顾了很久，这是林彪的罪恶和阴谋的一部分，郑君里和赵丹的死，我是在这里才听说的，你们把这些强加在我的头上，难道不是和林彪一样地对我的迫害吗？吴法宪那个王八蛋是他的走狗，他的话怎么能作为凭据呢？他早就对我和张春桥恨得咬牙切齿，这是人所共知的。我再在这里申明一遍，林彪和他的小分队对郑君里和赵丹以及对秦桂贞的事情，和我没有任何的关系，你们也拿不出像样的证据来。我倒是怀疑，你们已经和吴法宪这类人串通好了，有意要陷害我，不然，为什么你们至今不让我和郑君里家里的人好好地对质一下事情的经过。你们这样做，就是要造成一种效果，好像我江某人在三十年代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现在你们把要说的话都说出来嘛，我究竟有什么样的把柄篡在你们手里呢？没有，没有，根本没有。江某人在三十年代的所作所为是光明正大的。你们做出了林彪要做而没有做出来的事情，你们才是地地道道的林彪的同伙呢。其实，毛主席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就是把他们结合起来批的，只不过你们要把林彪的设想变成现实罢了。”
    她继续说：“你们所说的那个所谓诬陷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的事情，简直是有史以来的奇谈怪论。文化大革命中，群众对各级机关和部门的领导人提了很多的问题，揭发出许多历史上的丑行，我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向康老要一个有问题的人的名单，就成了所谓的诬陷的证据。难道说，革命群众揭发的那些问题，都是我江某人炮制出来的吗？难道说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等人的揭发材料，。也是我江某人策划搞的吗？明明是党中央给他们定的案子，我看了材料给人们讲一讲，就成了我江某人的诬陷，这能说服历史和后人吗？我这里还只是说就算你们所说的材料是假的这个前提上，更何况党中央整理他的每份材料和定的案子都是正确的呢。照你们说来，文化大革命十年来，亿万人民群众参加的这场运动中，所有揭发出来的走资派和叛徒、特务以及一切牛鬼蛇神等等，统统都是假的，统统都是冤案、假案、错案，都是我江某人策划的，这可能吗？这岂不把你们的能力和才华都抹杀了吗？我江某人真要有这么大的本事，我怎么会坐到这个被告席上来呢？我这样一讲，可能人民群众就能看清事实了，你们这个特别法庭搞的这一切，就是一个有组织、有计划地精心制造出来的大冤案。你们所采取的手段，就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然后扩大范围，把我搞臭。天地良心，你们的良心哪里去了？我还是毛泽东的妻子，你们就敢于如此，可见王洪文为什么到了法庭，到了这个地方吓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她继续说：“刘少奇的叛徒材料，是他自己三次被捕坐监所写出来的，难道是我编造的吗？他是怎样出狱的，连延安整风的时候，你们现在的中央里的人都提出过怀疑，还有揭发，就是因为证据不够，毛主席没有把这个问题提到桌面上来，而且刘少奇还受到重用。直到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小将和革命派揭发出来他们大批这样的问题，才进一步引起了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的高度重视，这才经过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和批准，成立了中央专案组。这个专案组所有的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央文革小组都参加了，所有的材料都是集体审定和共同研究的，你们仅仅抓住我批准他们拘留了几个人的报告，就断定刘少奇的专案是我江某一个人制造出来的，是不是编造得太离奇了吧？是不是难以让历史和后人所接受呢？除非你们和当时的中央是木偶人，否则这一套就是荒谬的，站不脚的。”
    江青的辩护词，讲了近二个小时。
    于是，审判长宣布把江青带出法庭，休庭。此时已是上午十一时三十八分。
    （《秦城冷月》下册第335-348页）

    邓小平看了江青在法庭辩论时的发言后，气愤地对彭真说：“告诉特别检察厅的同志要准备一篇很好的发言，一条条地批驳这个娘们的诡辩，把她的画皮彻底地剥下来。这个家伙，我早就料定她会在法庭上表演这么一下子的。下次辩论的时候，她如果再继续攻击党的领导人，你们就采取措施，不能让她这样为所欲为。否则，就收不到我们审判的预期目的。”
    彭真当即把这个指示通知了特别检察厅：“你们再不能允许江青在法庭上攻击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如果她要再讲，你们就押她出去或者采取当庭制止的措施。总之，不能允许她继续如此。”
    江华立即做了相应的布置。
    （《秦城冷月》下册第351页）

    （6）江青的“最后的陈述”

    十二月二十九日上午九时，第一审判庭继续进行法庭辩论。
    在庭长江华宣布开庭之后，检察员江文就江青二十四日上午的长篇辩护词，予以逐点批驳。
    江文发言毕，审判长曾汉周问江青还有什么话要讲。
    江青拿起了一叠纸，站起来宣读《我的一点看法》：
    “项庄舞剑，意有沛公。投降叛变，授人以柄。要害问题，两个纲领：以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继续革命；以三项指示为纲，以目混纲，修正反动。穷凶极恶，大现（显）原形。掩盖罪恶，画皮美容。树立威信，欺世盗名。标新立异，妖言惑众。弥天大谎，隐瞒真情。偷天换日伎俩，上下其手劣行。张冠李戴强加。移花接木暗中。转移人民视线，栽赃嫁祸他人。推责盗誉缺公（无耻吹捧自己），妄图洗刷臭名；罗织诬陷中央文革，迫害灭口有关知情。只手难掩天下耳目，笑修正主义螳臂之辈（能）。推动世界的动力，乃是（我）人民大众（的）英雄……”
    （叶永烈：《江青传》第586页）（《秦城冷月》下册第380-381页）

    审判长曾汉周说：“被告人江青，你在法庭上继续攻击和诬蔑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现在不准你继续散布这些违反法庭审判规则的言论。本庭现在宣布法庭辩论结束。”
    江青大声抗议道：“我就知道你们会来这么一手。你们就是害怕我讲话，就是不让我讲话，你们就是想法子不让我讲话……”
    她的发言，遭到审判长多次按铃制止，她大声说道：“我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这时审判长向江青宣布：“现在，你还有最后陈述的权利。”
    江青又继续作“最后的陈述”：“你们这个法庭根本就不敢把事情的真相讲清楚。华国锋和邓小平对我说的这些事情都有过赞扬的话。当初他们对刘少奇采取的是和我一样的态度。他们的一些表态和检查就在我的保险柜里，你们可以去拿嘛。为什么你们不敢把他们传过来对证。我要和华国锋对证。他就是新的证人，你们……”
    审判长打断江青的话说：“法庭已经传唤了证人作证……”
    江青打断审判长的话说：“你们完全是假的，为什么我要的证人你们不让出庭？什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骗人的！”
    曾汉周：“法庭将追究你新的犯罪。”
    江青说：“那就让我多长几个脑袋，割了算了嘛，我在这里……”
    曾汉周打断江青的话，宣布：“现在我宣布，本次开庭全部结束，把被告人江青押出法庭！”
    就在江青身后法警突然出现，将江青双臂反扭，连拉带推，押出了法庭。
    一路上，江青不断地高呼口号：“革命无罪，造反有理！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叶永烈《江青传》）（《秦城冷月》下册第381-382页）


六、最后宣判

    邓小平看了审判江青的电视录像以后，气愤地对彭真说：“你看这个白骨精多么的刁滑，到了这个地步还是如此顽固，可见不杀此人不足以平民愤！要不是考虑其他因素，非要她的脑袋不可。这个家伙太坏了，比武则天、西太后还要坏。毛主席就是坏在了她的手里。”
    彭真说：“我们也是看在毛主席的面子上才有所顾忌，不然对她更不会这么客气。杀她痛快而且举国也不会有什么大的波动。但是，考虑其他方面我看还是慎重些好。”
    邓小平说：“我和你的看法相同。在这个问题上，要有利于我们这个安定团结的局面，不要对我们的政权有什么不好的影响。”
    （《秦城冷月》下册第385页）

    一九八一年一月一日，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接见了江华、黄火青等人，征询他们对这次审判的量刑意见。
    江华说：“要是论感情来说，我早就想把她处死了。但是，我还是主张在这个问题上要用现实的态度来对待这个问题。中国还有他们的势力，某种意义上讲，他们还是不能低估的。把他们留下来，有利于分化瓦解和判处这批残余分子。此外，从国际影响和涉及到后人的评价考虑上讲，感情用事也不利于法制的建设。”
    邓小平说：“你们听到了没有？许多的人来信来电，说不杀江青难平人民之愤。”
    胡耀邦说：“其他的人都好办，判多判少不会有大的反响，江青就不一样了……”
    赵紫阳说：“在这个事情上，既要考虑各方面的意见，又要按照法律办事。”
    紧接着特别法庭召开会议讨论量刑问题。当江华把邓小平的看法和中央的精神传达后，几乎大多数人都说：“如果不判江青和张春桥死刑，难服众人之心。这两个人都死有余辜，必须判死刑。”
    也有人说：“我看还是轻些好，江青毕竟是有特殊的背景的。她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所犯的那种罪行，我们应该考虑，我们毕竟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绝对不能用感情和一时的气愤来看待这个问题。把江青和张春桥养起来，对我们没有什么不好。不错，全国现在是一片杀声，但是我们分析一下，大多都是和江青有仇恨的一些人，也还有许多人主张刀下留人，还有人为她鸣冤叫屈的。其中有的人写信说：‘不审判，我们还以为江青犯了什么了不起的大罪，通过这次审判，我们才认识到：江青不愧为毛主席的夫人和战友，不愧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她在法庭上的气节和勇敢的斗争精神，深深地教育了后一代。’”
    伍修权说：“这是‘四人帮’的残余分子的把戏，大可不必理他。我主张只判江青和张春桥死刑，其余的人可以适当放宽些。”
    曾汉周说：“我看杀了她只有好处而没有坏处。江青一死，她的那些跟随者也就死了心了。别忘了，毛主席曾经说过：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演习。也就是说，毛主席认为这样的浩劫还会再来多次。若干年后，江青这伙死党份子东山再起，我们就有可能落到她眼前的这个地步。”
    “应该杀掉江青和张春桥，为死难的人报仇。法庭调查结束后，我碰到了王光美同志，她说：‘你们一定要为少奇同志报仇呀，少奇同志在阴间也会感激你们的。江青这个人可把我们害苦了，我从来没有见过像她这样的报复狂。’听了王光美同志如泣如诉的控诉，我自己都流泪了。”
    “杀掉，杀掉，必须杀掉！有人给我老婆打来电话，说你们不把江青毙了，你们全家都不得好死。这可是个头疼的问题。”
    在高层领导人中，因为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挨过整，有家庭的、个人的仇恨；特别是他们担心，如果这次不杀江青，今后可能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因此，主张判死刑的人占了很大的一部分。这一点，在民革中央副主席屈武写给邓小平和共产党中央的信中说得也很清楚：“江青罪大恶极，死有余辜，如不处以死刑，则：一、不能为死者伸冤；二、不能平民愤；三、使其余党存死灰复燃的幻想；四、使心有余悸的人担心将来变天。”
    （《秦城冷月》下册第390-397页）

    然而，在审判的过程中，许多国家的的元首和政府首脑给中国政府打来电话或电报，呼吁中国不要判江青的死刑。
    当赵紫阳夸夸其谈的介绍结束时，李光耀站起身来，慎重其事地对他的发言表示了感谢，他已代表新加坡极为小心弈弈而又全神贯注地听取了他的言论。
    “我愿意告诉赵总理，全世界都关注着贵国审判江青、张春桥及其他政治犯的事件。”
    “我们始终认为，这是我国自己的内部事务，外国的任何机构和组织都不应对我们的活动进行干涉。”
    “我们从来不想干涉贵国的事务。”李光耀说：“我只是想提醒阁下，许多国际组织呼吁要援救江青，国际上曾有惯例，即对妇女一般不采取死刑。我们希望贵国政府在审判活动中考虑到这一点。”
    赵紫阳笑了笑，很平静地说：“我们国家的审判是独立审判。我们已经有了自己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对罪大恶极的江青反革命集团，我们将严格按照中国的法律来进行。”
    对此，李光耀也是报之于淡淡的一笑。
    （短暂的春秋472）

    许多世界妇女组织的代表到中国驻联合国机构门前，举行游行，呼吁全世界的妇女人士对营救江青给予关注：江青是中国著名的女政治活动家，也是世界著名领袖毛泽东的遗霜，她在中国的政治斗争中败北，由于她在国际上的影响和所起的作用，我们认为不能对她采取像一般的刑事犯罪案件那样判处死刑。保全江青的生命是维护妇女参政权利的一个组成部分……
    世界一些维护人权的组织也发出各种信件，致函中国政府：我们要求中国领导人考虑世界上大多数政治活动家的意见，保全江青的生命这是中国政治走向文明走向进步的标志。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虽然一些卓越的政治家被剥夺了生命，许多人在这场运动中丧生。但是，没有一件证据表明，是江青亲自下令处死他们的。实际上，那些人的死亡，和江青并没有直接性的关系。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也没有对任何的反对派采取过杀人的判死刑的先例。如果现任当局对江青采取处死的刑罚，那将在中国开辟一个对政治家实行杀掉脑袋的先河，这对将来中国走向民主政治是十分的不利，我们希望中国领导人三思。
    还有一些外国人高举“特赦江青”、“不要杀死江青”的牌子，到中国外交部和一些行政机构门前举行示威，递交有关信件，反对对江青和其他政治犯判处死刑……
    《秦城冷月》下册第415-416页）

    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五日上午，特别法庭审判大厅里灯光通明，座无虚席。法庭外，全副武装的警察和哨兵隔断了外界的通行，一切都显得格外森严、肃穆。
    六十七岁的江青被押上来后，显示出一副永别的姿态。她看了看身旁的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几眼，想说什么没说出来。至于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她则看也不看，摆出不屑一顾的神气，好象她耻于与他们为伍。
    十名被告坐在他们的席位里，静听对他们的判决。
    判决书由江华宣读：
    “……本庭经过四十四次法庭调查和辩论，有四十九名证人和被害人出庭作证，对各种证据八百七十三件进行了审查。大量的物证、书证、鉴定结论、证人的证言以及被害人的陈述，充分证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犯所犯的上述罪行，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江青冷笑着，把耳机戴在头上，歪着脑袋，闭着眼睛，静听对她的结论：
    “被告人江青，以推翻人民政权为目的，为首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是反革命集团的主犯。江青诬陷迫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一日，江青伙同康生密谋诬陷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八十八人是‘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分子’……被告人江青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八条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第九十二条阴谋颠覆政府罪、第一百零二条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第一百三十八条诬告陷害罪，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本庭根据江青等十名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判处被告人江青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江青没等念到“缓期二年执行”等段落，她就振臂高呼：“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毛主席革命路线万岁……”
    两名法警扭住江青，强行给她戴上了手铐，这时，她还要挣扎，大声抗议。审判长立即下令：“把死刑犯江青押下去！”
    早已等候在江青身旁的两名女法警，冲过去将她的肩膀一架，连推带掇，一阵风般地将她押了下去。大厅里响起一片掌声和人们的议论声。
    其他被告：张春桥也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姚文元判有期徒刑；王洪文被判无期徒刑；邱会作被判十六年；那名企图杀害毛泽东等人的江腾蚊被判十八年。
    于是，历时两个月零七天的公开审判如此结束了。
    （《短暂的春秋》第509-510页）

    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五日上午九时，北京正义路一号特别法庭爆满。对十名主犯公开宣告判决，在这里进行。
    开庭之后，由庭长江华宣读判决书。判决书很长，达一万六千多字，江华读完“集团罪”部分，然后由副庭长伍修权宣读十名主犯“个人罪”部分，再由江华接下去，直至全部读毕。
    在“个人罪”这一部分，江青名列第一位。江华提高了声调，放慢了速度，每一个字都念得清清楚楚：
    “判处被告人江青死刑……”
    江青一听，不等江华把她的判决念完，就振臂高呼：
    “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决不承认反革命的法庭判决！”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随着伍修权的命令：“把死刑犯江青押下去！”两名身穿蓝色制服、腰佩手枪的法警，拖着江青，拉出了法庭。
    江青还在高呼：
    “我抗议你们的法西斯暴行！”
    “打倒反革命政变政府……”
    到了外边，法警一松手，江青跌倒在地上。
    她还不断地高呼：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派是不会饶恕你们的！”
    “打倒党内不肯悔改的走资派！”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秦城冷月》下册第431-445页）

    此前，一九八0年十二月五日，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批准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北京举行，这一天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二天，全会通过决议批准华国锋辞职并进行了中央主要领导成员的改选和增选。


七、判刑以后

    经过激烈的法庭斗争，江青又被关在一间二十平米的小屋里，房间装上特制窗户，以便透进光线，同时，警卫也可以看到她，而她是什么也看不到的。江青平静下来，如同一个士兵在战场上英勇拼杀之后，总要包扎下伤口，总结一番经验教训，考虑下今后怎么办。对自己四年零三个多月（1976年10月6日至1981年1月25日）的表现，江青是满意的：没有给毛主席丢脸，没有给全中国、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丢脸，自己已经尽最大可能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斗争。
    江青回顾了自己六十七年走过的人生道路。由于出身贫寒，再加上有个脾气暴躁的父亲，从小养成了敏感、尖锐、倔强、叛逆的性格。19岁参加中国共产党，走上革命的道路，是从荆棘遍地、豺狼环视的恶劣环境中滚爬过来的。而在22岁投奔延安、又幸运地来到毛主席身边学习与工作之后，一切变得那么顺利，那么有依靠。所以，江青总觉得自己身上缺了点什么。现在明白了，原来，自己还没有正面地、自觉地、独立地、有意识地与阶级敌人斗争的经历。这四年多的监狱和法庭的搏斗，恰恰补上了这一课。她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有了更多的感性认识。她本想静下心来，思考更多的问题，但是，修正主义当局又燃起罪恶的邪火，继续锤炼着江青。

    首先，监狱强迫江青学习他们指定的东西，甚至强迫江青把对她的判决书背下来，以此戏谑她，让她不得安宁。江青已经适应了各种环境下的斗争。当有人当面监视她的时候，她就向他们讲解判决书中造谣污蔑、无中生有的地方，说明这些东西都是陈词滥调，完全没有什么新鲜玩意儿。她说：“审判我的人，都是一些讼棍，都是一些法律界的流氓。他们除了根据其主子鹦鹉学舌外，根本听不进去一点点基本的事实。判决书的核心就是咒骂文化大革命，可是，他们为什么不敢讲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包括邓小平在内的所有的中央领导人都一起决定的、制定的、发动的？哪次中央会议邓小平他们提了反对搞文化大革命的意见？这就是我给你们讲的一点点基本事实。”一席话说得本想戏谑江青的新来的监管人员无言以对，只得乖乖地听江青继续说下去：“如果连这个都不敢承认，那就谈不到其他的问题了。因此，他们心中有鬼，所以就要混淆是非，就要倒打一耙，就要给我罗织罪名，就要嫁祸于人。他们所玩弄的，大体就是这么一套东西。”听的人不敢再听下去，他们怕被赤化。但江青十分有耐心，一有机会，她又讲道：“说什么我是‘刑事犯罪’，简直是胡说八道！明明是政治问题，是路线问题，他们就是不敢承认，他们怕说政治问题、怕说路线问题。因为说到政治、路线，就有了阶级性，他们代表哪个阶级呀，是代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路线，还是代表现代修正主义路线呀，他们不愿、不能、不敢提这个问题，正如秃子怕说光亮一样。”
    看到监管人员不再来纠缠自己，江青开始对所谓的判决书写了大量批语。
    针对所谓迫害刘少奇、王光美及其他人的“罪状”部分，江青写道：“1966年底，毛主席跟刘少奇谈话，我在场。刘少奇问：‘我们现在是社会主义国家，也要造共产党的反吗？’毛主席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在共产党员内，就要造他们的反，不从党里抓要从哪里抓呢？你读读列宁是怎样教导我们的。’毛主席把《国家与革命》中的一段指给刘少奇看：‘资产阶级思想家，特别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迫于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而不得不承认，只有在有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地方才有国家，但他们又来‘改正’马克思，说国家是阶级调和的机关。在马克思看来，如果阶级调和是可能的话，国家就不会产生，也不会保持下去。在市侩的庸俗的教授和政论家们（他们往往善意地引用马克思的言论！）看来，国家正是用来调和阶级的。在马克思看来，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是建立一种‘秩序’，来使这种压迫合法化、固定化，使阶级冲突得到缓和。在小资产阶级政治家看来，秩序正是阶级调和，而不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缓和冲突就是调和，而不是剥夺被压迫阶级用来推翻压迫者的一定斗争工具和手段。’‘看完了吗？’毛主席说：‘我的书和列宁的书中，都是这个观点。我们的修正主义者很奇怪。当他们打击左派的时候，从来也不讲法律，不讲民主，专门搜集左派的材料，他们对我们可狠哪。无产阶级刚刚准备反击，他们的一切舆论就都来了，这难道是平等吗？这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那以你之见，就这样闹下去吗？’刘少奇反感地和毛主席辩论：‘就不需要制定一定的规矩吗？’毛主席气愤地说：‘又是你们那一套党有党规、国有国法，是不是？以我看，革命就是要打烂一切条条框框，让群众起来彻底革命。在推翻走资派统治的斗争中，是不能给造反派指定那些陈规旧俗的。要不然，还有什么革命二字？’我把这段毛主席与刘少奇的对话，写在这里。立此存照，让世人、后人去评论我有没有所谓的‘罪行’。”
    任何看过这段批语的人，都会说江青的记忆力真好。是的，连所有审判她的人都不得不佩服。这是一个久经考验的、完全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坦荡胸襟、坚强性格的表现，这是常人无法想象的，更无法做到的。
    对于把江青等人和林彪集团搅在一起，江青写的批语是：“邓小平他们把我们和林彪集团并为一案审判，有着极大的阴谋。其一，林彪在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批判过刘少奇、邓小平一伙。他们对所有批判过他们的人都怀着极大的仇恨，以百倍的疯狂进行秋后算帐，所以他们要把批判他们的人一块进行报复；其二，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开展了批林批孔，林彪集团已经臭不可闻。邓小平想把我们与林彪搅在一起，借助毛主席的号召，达到他们把无产阶级革命派搞臭的罪恶目的；其三，掩盖林彪集团的极右实质，为推行邓小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鸣锣开道。他们和林彪是一丘之貉，都是极右派，都代表了官僚垄断阶级的利益。我还是那句话：我是最早坚决反对林彪集团的极右路线的人之一。”
    正当江青专心致志对判决书写批语的时候，又迎来了和彭真的面对面的斗争。
    邓小平对彭说：“你去见见这个娘们。她们过去不是经常喊要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吗？我们就应该这么办，可不能学习愚蠢的农夫（指《农夫和蛇》）。不能立即处死她，也不能叫她活得那么自在，多少人对她恨得咬牙切齿啊！” “我记得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通过的时候，是江青向你要的有关材料，那时她可狠着呢。现在你去会会她。这大概就是命运的巧合吧，你可不要放弃这么个好机会。”
    彭真当然不会忘记当年的情景，政治家最忌讳的就是忘记过去。他回忆着1966年的一幕：那天，刘少奇宣布彭真停职审查后，江青受中央文革小组的委托，特意走到他的面前，一本正经地问道：“怎么样？有什么感想？这可是你自己跳出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啊。不过，我告诉你，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今后的道路还很长。这一次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把你们这一伙反革命黑帮彻底解决，不留下任何隐患。你要好好改造自己的思想，认认真真地交代问题，把炮制《二月提纲》的过程写清楚。”江青说的每一个字都使彭真如芒在背，难受极了，愤怒极了，他一直铭刻在心。
    在判决后一星期，彭真在正义路一号，逐一会见十名主犯。
    在会见江青时，当两双眼睛相碰的时候，几乎同时都凝固在那里了。
    彭真尴尬了一会，终于想到了开场白：“江青，你对法庭的判决，还满意吧？”
    江青异常平静地说：“我在法庭上的答辩，想你已经看到，这就是我的回答。”
    彭真说：“我们是按法律办事的。你应该好好学习法律，这对你的改造有好处。党中央希望你认罪服法。”
    “你没有资格说这些话。从你的地位来说，你只是邓小平的一个走卒。”江青讥讽地说，“你还没有成为一个代表人物，你也无权代表你们的党中央。这点，你比不上我，懂吗？要谈问题，把邓小平叫来，把华国锋叫来。我已经提出过多次，他们为什么不敢见我？你们的法律不是讲人人平等吗？怎么这个时候就不讲平等了？你们自己制定法律自己审判，还说是什么终审判决，真是滑天下大稽！”
    彭真大声地打断江青的话：“我劝你还是老实一点吧！不是看在毛主席的份上，早就对你不客气了！”
    江青反唇相讥：“算了吧！要不是因为我是毛主席的妻子，你们还不这么恨我！因为我是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的，你们恨我，就是恨毛主席，这是连三岁小孩都懂的道理。至于让我按你们的意愿老老实实地认罪投降，别做梦啦！”
    彭真转换了话题：“我看了毛主席致你的信后，深感毛主席对你要求是很严格的。你为什么老是不能做做自我批评呢？你今天这个下场，完全是你自己逼得同志搞出来的，你是咎由自取。”彭真显得气壮起来。
    江青看着彭真装腔作势的样子，感到好笑：“你讲够了没有？你们真是恬不知耻，又给自己的反革命政变找了一条理由。既然你彭真仔细地研究了主席致我的那封信，我就可以对你说得更清楚些。主席早就对你们有所考虑，知道你们是最善于玩弄这一套把戏的，这是你们的阶级立场所决定的。说穿了，还在主席生前，你们就想搞这种反革命的法西斯政变，一来是主席早作了准备，二来是你们的条件不足，没有网络起这么多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或不理解、或充满仇恨的人群，故此你们不敢铤而走险，担心人民不跟你们走。那时如果你们搞政变，恐怕接受审判的不是我，而是你们一伙人。现在，我倒是好心劝你们，你们走得够远了，还是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吧。”
    彭真这回真的气恼了，不得不使出杀手锏：“你别忘了你现在的处境，你们已经失败了，你是以罪犯的身份来和我讲话的。我们随时可以置你于死地。”
    江青冷笑了：“我是经过九死一生的人，对死已经无所谓了。我们是失败了，但是，真理永远在我们一边。同时，我也要提醒你，这一切都是暂时的。我看到你们报纸上宣传的东西，开始加快复辟资本主义的步伐，你们必将成为逆历史发展规律而动的跳梁小丑。你们现在在全国大搞所谓的清查，把一大批跟着毛主席干革命的好同志，包括一些资格很老的革命家，统统都打了下去，似乎是扫清了反革命复辟的道路，不过，这也培养了你们的掘墓人，你们是永远不会得安宁的。”
    彭真不得不佩服江青的进步，他的话居然没有激起她的火，反而能讲出这么些让人心惊胆战的道理，这些年的监狱生活倒把江青的理论提高了。相比之下，我们这些人，整天忙于翻案平反，追名逐利，陶醉在胜利之中，经营起自己的安乐窝，连书本都很少摸，一有问题就向外国请教，照搬西方理论，这怎么得了！？
    还算彭真有见识，没有把话题说得太远，只得态度软下来，用毛主席来拉近乎：“我们都是拥护毛主席的，只不过对毛主席的路线理解不太一致。我们认为毛主席是人不是神，也会犯错误，比如发动文化大革命……”
    江青没等彭真说完，就厉声责问：“我可是记得你在多次会议上说过，文化大革命是一个伟大的创造，为了中国不走苏联的老路，我们必须搞这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革命，这是保证我们国家千秋万代不变色的问题。难道这些话你都要收回去吗？”
    这回彭真早有思想准备，腰杆很硬：“我们承认我们也犯了错误，所以党中央并没有过多地指责毛泽东同志，仍然把他当作党的伟大领袖来看待。中央现在正在起草一个决议，对他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不过，你的问题和毛泽东同志的错误是性质不同的两回事，我们会向人民讲清楚的。”
    江青沉着地说：“这就是你们狡猾和卑鄙的地方。把毛主席思想的精华——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说成犯错误，把毛主席指示和安排我参与的文化大革命工作作为罪行来审判。尽管你们很能狡辩，但是，全党全国全军乃至全世界的革命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会分清是与非的。大家都可以看到，你们攻击我的最基本的东西，恰恰是毛主席最宝贵和最坚持的。你们所谓毛泽东的错误正是毛主席的伟大之处。你们把自己的意见强加在毛主席头上，甚至硬说是毛主席会让你们这样干，简直是不要脸到了极点，你们就真的不知道人间有‘羞耻’二字？”
    彭真站起来：“本来我很想通过和你的谈话，会对你有所帮助，起码能早点使你减刑或者保外就医。但是看你这个态度不仅没有进步，反而更加顽固，还对我继续进行攻击，我也没有什么办法，只好这样不欢而散了。江青呀，你还是好好想想自己的后果吧。”
    “大不了马上杀头嘛，反正我已经判了死刑。我渴望自由，但我更重视信仰。我知道，人的自由，不能靠出卖自己的灵魂和原则来作交易。人是要从大门行的，人不能从狗的洞里爬出。所以，为了坚持和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宁愿把这牢底来坐穿。我这个人是说话算数的，不像有些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一次又一次地写检查，承认自己犯了错误、犯了罪，现在又是翻案，又是赖帐。”
    江青提出两个请求：一是要写回忆录；二是要面见邓小平和华国锋。彭真回答说：国务院会考虑的。他并告诉江青，必须干一些体力劳动。江青说自己很喜欢做布娃娃。彭真回答说：国务院不反对。
    江青又坦然地追了一句：“我还是要见邓小平。有些事情他是最清楚的，也只有他才能回答我的问题。”
    （《秦城冷月》下册第449-458页）（网文《江青狱中斗彭真》）

    真是“山中方七日，世上几千年”。江青在监狱中不知道外面世界的变化，到这个时候，她还要求面见华国锋！


八、监狱生活

    “不怕杀头。”
    据监狱方面的人说：“她三天就能做一个布娃娃，样子很好看。她一边缝布娃娃，一边哼曲子。她喜欢听收音机里的新闻广播，吃饭时还很有兴致地与女看守聊天。”
    一九八一年底到一九八二年初，江青变得不太驯服。她拒绝写每月一次必须完成的检查（王洪文在另一座监狱，他的检查总写的比要求的多），她开始在监狱的墙壁上写抗议的标语。有一天，她写的是：“不怕杀头。”看守们洗去标语，并警告她再不要这样做。第二天，她开始在自己制作的布娃娃上绣上她的名字，这样，她制作的布娃娃也就不能再出售，而是被一个一个堆在仓库里。
    一九八三年一月，江青的两年缓刑期已满。尽管胡耀邦和彭真都曾在一九八二年对外界提过江青的强硬态度，中共还是宣布说（依据法律要求），对她认罪态度作了调查。“她不再公然反对改革”。于是，北京没有处死毛的夫人。 事实上，江青一直是拒不服从，她对一名看守说：“我没有什么遗憾的，我认为我已经完成了要做的事。” 如果说江青没有什么遗憾的话，她同样也没多少可以期待的东西。她时常对看守发出抗议性批评，或者写信给她以前在政治局中的同僚。
    “毛主席也不会把任何人关很长时间的”
    一九八四年，江青讲了一些关于邓小平及其他领导人的好话。自她被捕八年来，这还是第一次。谈到她的对手和这些八十年代中期的继承者，江青说：“邓小平、胡耀邦是讲道理的人，我每次给他们写信，他们都有答复。”江青通过女儿李讷对这些“讲道理的人”又提出新要求，而这个要求就不易答复了，她说：“我老了，什么都不能做了。我想，最好能让我出去服刑。毛主席也不会把任何人关很长时间的。”这是一个让人吃惊的请求。同时，她还说：“要是能出狱，我想住在中南海的那一座老房子里。那里空气新鲜。”结果这一请示遭到拒绝。但是，可能是因为胡耀邦在一九八四年和一九八五年作出的决定，整个八十年代后期，江青在监狱外边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从一九八四年五月起，江青可能就很少呆在秦城监狱。她总是定期到复兴医院、公安医院和三零一医院治疗喉癌和其他疾病。还有可能一度被转移到另一个监狱，并有可能曾在李讷家中住过一段时间。
    “这不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江青的健康每况愈下，被捕已经十二个年头过去了。从前的支持者依然没有任何令人鼓舞的消息。一九八八年十二月，毛泽东诞辰九十五周年之际，江青提出请求，希望能够得到允许，组织全家聚会来纪念纪这个日子。但是，这一要求遭到了拒绝，听到要求被拒的消息，江青一口吞下五十多粒安眠药片。一九八九年三月底，江青结束了软禁生活，重又回到监狱。因为咽喉癌需要接受治疗，江青时常乘坐一辆灰色的小货车往来于监狱和医院之间。医生建议她切除部分咽喉，遭到江青的断然拒绝。她害怕自己因此再也不说话。 一九八九年六月以后，这一年绝大部分时间，江青都呆在监狱里。她织毛衣、读书、看报、看电视。一篇带敌意的报道说：“监狱的看守发现她笑得很怪，便问她感觉怎么样，她一脸莫名其妙的说：“这不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江青在根本的问题上仍无悔改迹象。一九九零年七月，一份限于《人民日报》记者内部传达的秘密文件说，江青依然密切地注视着政治的动向和人物的更替。文件说：“她野心不死。”
    （摘自网文）


九、自首之谜

    关于江青自首叛变的问题，在这次审判中虽然没有作为一个罪名提出来，但也没有明确加以否定。
    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四人帮”被捕后。审查江青的历史和罪行立即开始了。
    一查江青的档案，马上查到徐明清在延安时所写关于江青历史情况的材料。那份材料清楚地表明，在三十年代，徐明清与江青有过密切的工作关系——诚如所有的江青传记都要提到徐明清。
    于是，就在江青被捕的第四天——十月十日，中央专案人员便来敲徐明清家的门了。在作了审讯式的谈话之后，便要徐明清写材料。
    徐明清所谈、所写，大致上跟在延安时所写的材料差不多。
    专案人员看了以后，认为徐明清写的是“客观主义”，“不深刻”。何况，她当时头上还戴着“叛徒”的帽子，专案人员认为她在“包庇”江青。
    于是，她失去了自由。她被关押在一个至今不知地点的房子里，四、五个女看守一直看管着她，要她交代，要她写材料，弄得她的神经有点错乱了。
    一九七六年年底，徐明清被押往秦城监狱。在那里，徐明清受到更加严厉的审问。当时，就连王观澜都不知道她在什么地方。她的户口也被撤消了！
    在逼供信的情况下，徐明清于一九七七年一月八日写了一份交代。徐明清说，这份交代是由审问者口授，由她执笔写成的。原文如下：
    “一九三五年四月我在上海被捕，三六年叛变出狱后去西安。三七年七月下旬，江青从上海到西安，住在我的宿舍。她说：“我不愿在上海住下去了，各方面的关系处得不好，生活很不愉快，这次来，不告而别，也没有带什么关系，反正有你在这里，好办。”并问：“要到延安去学习，能找关系进去吗？”我说：“我带你去八路军办事处找找熟人。”一天晚上，江青向我说：“你被捕出来的情况，我在上海听说过了。”我说：“真倒霉！我有两个叛徒对质，在杭州又有两个叛徒老乡，知道我一些情况，要出来，只好履行自首手续。”江说：“这有什么办法呢！我当时在狱中也写了个声明，说我没有参加过共产党，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以后也决不参加共产党，但这还不行，还得填写自首登记表，才叫保释。”八月初，江青由我介绍，经八路军办事处批准，去了延安。
    三七年九月中旬，我也到了延安，住在中央组织部招待所。江青到招待所对我说：“在西安对你说的有关我在上海被捕后写声明和填表的事，你不要去对别人胡说。”并威胁我“你如果说出去，我可要找你算账，叫你吃不消。”接着又拉我“我好你也好嘛，你也光彩嘛。”那时我正在填写党员登记表，我只填写一九三五年在上海被捕后，经保释出狱，隐瞒了自首叛变的问题。我把登记表给江青看，江青看后说：“我的事只要你不胡说，你就照这样填吧，我也不管。”江青为了混进中央党校学习，还要我给她写一个假证明，说她是“九一八时的党员，在上海有党的组织关系”，我也照办了。三八年七、八月间，中央组织部的负责同志问我：“江青被捕有问题吗？”因为江青曾威胁过我，我不敢把她的自首叛变情况说出去，所以我回答：“没有听说江青有问题”，又一次欺骗了组织。
    徐明清
    一九七七年一月八日”
    她万万没有想到，她被逼而写的这份交代，在两个月后——一九七七年三月六日，被影印收入一份“红头”文件之中，印发全国。文件中所加按语说：
    “一九三三年秋，江青在上海晨更工学团当教员时，就与当时‘晨更’的负责人徐明清关系非常密切。后来两人先后被捕，自首叛变。她们一九三七年混入延安前就订立了攻守同盟，长期互相包庇。……同年十月，她（指江青）隐瞒了自首叛变的历史，由徐明清出面作假证明，钻进党内。”
    这份“红头”文件，富有权威性。种种江青传记差不多都是依据这一文件中的材料，写了徐明清和江青的“攻守同盟”关系。
    一九八二年七月七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出的《案件复查通报》第一号上，刊载了《关于徐明清同志是否包庇江青问题的复查结果》一文，指出：
    “徐明清同志在延安给江青写的证明材料并未证明江青在上海北新径有党的关系，与其他同志所写的证明是一致的，是实事求是的；徐明清同志在关押审查中被迫写的交代材料在宣布自由的同时，即申明推翻了。……徐明清同志没有包庇江青的问题，中共中央组织部于一九八一年七月报告中央上述各项报告，已于一九八一年九月一日经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同意。”
    （摘自叶永烈《江青传》）

    实际上，这也就间接地证明，所谓江青“自首叛变”问题，完全是华国锋、汪东兴等人栽赃陷害。如果按照他们审判江青的方式，对他们的这些人也应该按法律治罪。


十、自杀之谜

    一九九一年六月四日，中国当局向世人公告，全文如下：“新华社北京六月四日电：本社记者获悉，‘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江青，在保外就医期间于一九九一年五月十四日凌晨，在北京她的居住地自杀身亡。江青在一九八一年一月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一九八三年一月改判无期徒刑，一九八四年五月四日保外就医。”
    有人认为：这个公告向世人昭示了江青去世的重大疑点。
    先说时间。按照公告的说法是“一九九一年五月十四日凌晨”，而离公告发布的“ 一九九一年六月四日晚”，整整过了二十一天。在这期间，全中国和全世界对江青的去世是一无所知。一九九一年六月初《时代》周刊向全世界报道了这一消息。《时代》周刊报道说，据六月一日没有透露姓名的“北京方面的消息”说，江青“上吊自杀”了。 如果西方记者没有受到《时代》周刊这一未被证实的报道的刺激，而反复再三地向中国各官方机构提出江青命运的问题，这一消息可能永远也不会公诸于世。再说，江青是死在“保外就医期间”吗？江青有没有过“保外就医”？（软禁不同于保外就医）中国官方公布的消息称，江青自一九八四年五月四日一直是保外就医，事实上，在这个日期之后三个月，司法部一发言人还说，江青年初曾提出希望离开监狱改为监外服刑的请求被驳回，一九八八年，官方新闻媒介几次提到江青仍在狱中服刑。直到一九九一年一月，一份大陆报纸在报道江青的近况时还说：“她被关在一间二十平米的小屋里，房间装上特制窗户，以便透进光线，同时，警卫也可以看到她，而她是什么也看不到的。”无论江青从监狱到医院，还是到软禁，这中间是怎么来回转换的无从知道，但说她自一九八四年五月四日起一直就是“保外就医”，这是不确切的，或者说江青就根本没有“保外就医”过。
    “自杀”之谜。一个人自杀总得有动机，有理由。发布的消息都异口同声说了两条理由——疾病痛苦和前途失望。
    一位有名望的美国作家也这样认为：“一九八四年九月，因拜谒毛泽东纪念堂的请求被拒绝，江青曾把一根筷子插进喉咙，因为发现及时，被抢救了过来。一九八六年五月，因为对处境不满，她曾用几只袜子结成一个绳套，套在了自己的脖子上，她这样做的原因可能是感到了绝望，对自己的咽喉癌，以及对自己的处境和前途，对自己与女儿的关系，等等，这种心情同时又受到负责她这一案件或看守她的人的刺激。除此之外，为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江青已经在精神上做了准备，以结束自己的生命，她认为邓已经放弃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绝望的心情加上她的‘对毛的忠诚’等个人的政治的因素结合在一起，她认为，中国已经没有希望，她自己也已毫无前途，因而走上这条道路这并不奇怪。”
    连以“公正”、“写实”著称的山西作家师东兵也是这么写的：“一九九一年五月十三日，对江青来说，是一个值得永远记住的日子。她决心告别这个世界了，在疾病的折磨和对前途感到渺茫的情况下，她想以此来最后一次震撼一下这个世界。”
    那么“对前途感到渺茫”是不是江青“自杀”的原因？那就要分析一下当时中国政治的大背景。1989年的“六· 四”事件，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战斗洗礼的中国人民“反腐败、反官倒”，怀念毛泽东时代的一场伟大的群众运动。“六· 四”事件后一场汹涌澎湃的“毛泽东热”在中华大地滚滚而来，连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共元老们也开始觉醒，认真反思对毛主席、对文化大革命、对江青等人的态度，公开提出了毛主席一再告戒的“和平演变”问题。在中国当局走马换将之后，主流媒体上也开始要向毛泽东思想倾斜。到了1991年，这种形势更加明显。一直关心中国革命和前途的江青，怎么会“对前途感到渺茫”呢？不是外国记者一再报道“江青在根本的问题上仍无悔改迹象”吗？不是一九九零年七月，一份限于《人民日报》记者内部传达的秘密文件还说，江青依然密切地注视着政治的动向和人物的更替,不是在文件中明确写着：“她野心不死。” 吗？“野心不死”的人怎么会自杀呢？
    公布的自杀过程，有三种说法：其一，“江青用手绢自己把自己勒死。” 说“用手绢自己把自己勒死”，不是无知，就是天方夜谈。人一被勒紧脖子，呼吸困难，那还有力气继续把自己勒死？何况是一位七十七岁的老人？！其二，用手绢结成了一个绳套，套在床头的上方，“紧紧地咬住牙，往床下一滚，结束了生命。”这种说法似乎比上一种说法理由充分，然而仍经不住推敲。因为从常识就可以知道，“往床下一滚的力量”还不足以使人致死。其三，“她用几个手帕结成了一个绳套，套在浴盆上方在铁架上。她用被和枕头垫在下方，以便自己能够得到打结的手帕。她将头伸进绳套，接着又踢开身下的被子等物....... ”人们难道没有见过浴盆上方铁架的方位？铁架到浴盆有多高？铁架能不能承担一百斤（大约当时江青的体重）的重量？更为奇怪的是，没有任何关于李讷见到江青尸体的报道，只有外国人笼统地写道：“当天下午，李讷得到了消息，来到医院签署了死亡通知书。”连江青的遗体火化，李讷都没有在场。李讷迫不得已同意“不举行任何形式的葬礼”，只是要求把骨灰盒送给她。
    以上的说法，仅仅是有人提出的一种怀疑，并没有事实作为依据。
    （摘自网文）


制作说明

    本书原为主人公论坛网友水陆洲所著《邓小平晚年之路》补遗之一《历史的审判》及其附录《审判江青》，收入本书时整理者将原补遗一《历史的审判》部分作为本书序言，将原附录《审判江青》部分作为本书正文，并将原标题“审判江青”改为“江青在狱中”，在此再次向原作者水陆洲朋友表示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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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批量更换CHM目录各项的图标；
  • 支持批量查找替换多级目录各项的标题文字内容；
  • 允许用户指定从文本文件的第N行自动截取标题；
  • 易用的目录编辑器；
  • 丰富实用的CHM制作选项帮助用户制作更加个性化的专业CHM电子书或CHM帮助文件。
  • 内嵌CHM反编译工具。
  • 用户可以保存和打开工程文件。

EasyCHM未注册版本的主要限制：

  1. EasyCHM的未注册版本可以制作带任意层级目录的CHM，但是每个CHM的工具栏上都会自动添加一个ABOUT按钮，以提醒用户注册。注册版本不会添加ABOUT按钮。
  2. EasyCHM的未注册版本无法保存CHM的通用工程文件，如*.HHP、*.HHC、*.HHK等，未注册版本的EasyCHM会自动删除*.HHP、*.HHC、*.HHK这几个文件。
  3. EasyCHM的未注册版本制作的CHM的标题上会随机添加'Made by UNREGISTERED version of Easy CHM'这样的提醒注册的文字

注册版本无任何限制。
如果EasyCHM可以为您的工作和学习提供帮助，请注册购买，感谢您给予软件作者的支持。

联系方式:
国华软件站点一: http://www.etextwizard.com
国华软件站点二: http://www.zipghost.com
技术支持信箱: webmaster@etextwizard.com
购买方式:
在线购买:（可提供发票，支持很多种支付方式，包括邮政汇款）
通过“共享软件注册中心”购买
直接向作者注册（共2种方式）：

1、招商银行划款:
开户行：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双榆树支行
帐 号： 001015570093
户 名： 冯国华
2、中国农业银行金穗卡转帐（注意是卡号）：
金穗卡卡号： 95599 8001 42061 34216
收 款 人： 冯国华
注意事项：
直接向作者注册的用户请在汇出足额的注册费后以EMAIL形式通知作者，同时请尽量提供

  • 汇款日期

  • 汇出城市

  • 汇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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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用于接收注册码的信箱（请确保可以接收邮件，最好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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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提供的资料详细些会比较方便确认。
作者在确认支付已完成后将会马上发出注册码。
用户在收到注册信后请尽量给软件作者发个类似“已收到注册码”的确认信 - 感谢您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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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需求: Win98,WinME,WinXP,Windows2000
安装支持: 支持安装及卸载